知识分子曾经达到的高度

                    王学泰

两个“闭门20年”
　　
　　　　读陈远的描写以往知识分子风貌的《逝者如斯未尝往》，其中有《家学的消亡》一文，文中说到梁启超家族中诸贤的学术成就，提到梁启雄，这让我想到45年前读大学时的一件往事。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政策比较宽松，不仅1958年1959年批判过的老专家可以讲课了，而且还常常从外面聘请著名学者专家来校作专题演讲或学术座谈。这使得高校的思想学术活跃起来。一天，通知说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来校与同学座谈，这使我们惊异非常。
　　
　　　　因为那时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已经是很遥远的存在了，怎么还有弟弟在世呢？
　　
　　　　有的老师告诉我们，梁启雄先生是著名的先秦诸子专家，因他是我们教务长的岳父，我们才能请到他的。座谈时，我们见到的是一位干瘦的老者，一开始他就说：我自从懂事后，先是跟先兄（指梁启超）闭门读书20年，先兄去世后我闭门研究20年。后来关于研究心得他也讲了很多，但我只记住了这两个“闭门”的“20年”。我想知识分子无论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做事情，都离不开专心致志，不能一边念书、研究，一边想着世上的浮华；或者为外界杂音所干扰。不仅要有“闭门”，还要耐得住寂寞，虽不一定非20年不可，但确实需要一些较长的时日。
　　
　　　　上个世纪前五十年中，虽然社会动乱频仍，乃至“以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的情况也持续了多年，而且还产生了世界少有的“流亡大学”（如西南联大一类），然而许多知识分子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甚至为世界的学术发展做出贡献，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有“闭门”的定力，而且社会也允许他们“闭门”。
　　
　　　　比之世界而无愧的大学与报馆
　　
　　　　谈到定力，不由得想到过去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一生仿佛就为干一件事来的。如朱生豪就是为翻译莎士比亚剧作而生的，翻译完莎翁全集便身归道山；张季鸾、王芸生好像生来就是为编《大公报》的，他们的人生都因《大公报》而达到顶点。张在抗日战争时去世，受到举国一致哀悼；王芸生除了像张季鸾一样为《大公报》的辉煌而尽力外，五十年代后还为编《大公报》作了二十多年的检讨。梅贻琦在历史上出现就是为清华服务，直到做校长。从1931年临危受命（当时清华已经11个月没有校长了）到1948年底去美国做寓公，梅一直做清华校长，而且一心一意，决不分心旁骛。尽管在教育界他久享大名，但他决不会“今天干教育，明天弄政治；干着校长，想着部长”。梅贻琦在美国住了五年后，他飞往台湾，用清华基金会的利息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办新竹的“清华大学”，任校长，直到去世。尽毕生之力他办好了一座大学。
　　
　　　　现代社会中，大学与报馆大约是最能测试知识分子水准的标尺了。《逝者如斯未尝往》中谈到了许多大学如清华、北大、燕京等。这些大学为世界、为中国贡献了多少世界级水平的人才，我想关心中国学术史发展的学者心里都有数。
　　
　　　　谈及大学的成就，人们往往从教授方面考虑得较多，而陈远则比较关注大学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如本书着重评介了掌教清华多年的梅贻琦、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胡适、燕京大学校长、半个中国人半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等。《大师之道与大学之道》是作者与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的对话。黄延复用“专、大、公、爱”四个字概括梅校长的人格和风范。这“四点”中最重要的是他对学生的爱，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子弟。清华大学的成功源于他对学生与事业的爱。另外梅的办学理念则是成功的基础。梅贻琦掌管清华，一贯奉行校政公开和教授治校的方针。而他本人始终采取“无为而治”、“吾从众”的谦逊态度。梅贻琦特别注重教授的聘任，虽然这也是当时办大学者的共识，但惟有梅明确提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在聘任教授上是很严格的，兼顾德、学、才。
　　
　　　　黄延复认为梅所说的“大师”就是古人所说“多才，有善行”的贤者，他说“老一代的清华学人中，大多数属于这样的人”。
　　
　　　　正是由于梅贻琦有这样的胸怀、见识和品格才把清华办成当时一流大学，就是比之于世界，也不遑多让。当时燕京大学也是大学中的佼佼者，只是因为燕京是教会学校，又由于校长司徒雷登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倒台时做过一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多为人所诟病，近五十多年来很少被提及，也掩盖了司徒雷登主持燕京大学时所作出的成绩。这一点在《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中有对他较深入的描写。
　　
　　　　民间办报在那个时代更为突出，在那个风雷激荡社会巨变的时代，每个社会运动发生与发展都有报刊舆论作先导和支持。我国报人在这方面表现与其他国家新闻界比较起来毫不逊色。《申报》《京报》《晨报》等都在相应的历史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公报》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对于推动抗战健康发展，功不可没。1941年5月15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为外国最佳报纸，并赠予荣誉奖章（这是新闻界重要奖项，此前获得这个奖的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泰晤士报》），引起极大的轰动。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过去知识分子曾经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