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可能有二三百万年,这点,从新旧资料中都可以证实。古籍《路史》记载的中国历史是227.6万年和276万年,现代考古学发现的中国旧石器遗址有212万年(陕西蓝田上陈遗址)和243万年(山西西侯度遗址)。但是,这些记载和发现只能算作中国人历史,却不能算作中国人文明史。历史是一回事,文明史是另一回事,以农业文明观看,中国的文明史存在了一万年;用彩陶文明看,中国的文明史存在了八千年;用国家建设看,中国的文明史会是多少年呢?《山海经》的记载给出了人物、时间节点。
《左传》记载:“昔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始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三皇五帝时代的帝王们,是有徽记的,黄帝的徽记是云,炎帝的徽记是火,共工的徽记是水,大皞的徽记是龙,少皞的徽记是鸟。这里的纪,既可以理解为徽记,也可以理解为国徽、族徽、图腾、标识等,而标识不就是图案图形吗?循着图案图形辨识,不就是找到了黄帝、炎帝、共工、大皞、少皞了吗?途径在考古学,中国考古学一百年,文物、遗迹数以万计,标明符号的三皇五帝时代就在其中,“大皞爰过,黄帝所为”的九州也在其中。
《左传》说:“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大皞氏的族徽是龙,不难想象,他们会号称龙族、龙人、龙兵、龙将,他们还会塑龙形,挂龙饰,绘龙图等,这样,遗址中就会留下龙的遗迹,遗址中只要出现龙形象,遗址就与大皞氏密不可分。果不其然,中国上古遗址中不断出现龙形象,最早的龙形象出现在兴隆洼遗址中,整体成c形,身体用石块堆塑,龙首为一具猪首。见下图

201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评价兴隆洼遗址为中华龙文化起源地。与兴隆洼遗址处于同一方位
的查海遗址,出土了一件中国古代最大的龙,长19.7米,红石块堆塑而成。两条石龙距今在8000年,具有鲜明的人为性、标识性,所以,将兴隆洼遗址、查海遗址确定为大皞遗址,应该是符合逻辑的。
再看大皞的其他文化特征,同样如此。如方位。《水经·渭水注》:“谓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成纪是今天的天水,陈仓是今天的宝鸡。《淮南子·时则训》载:“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太皞、句芒之所司者。”高诱注:“太皞,伏羲氏,东方木德之帝也。”东方的极点,在碣石山,朝鲜附近,太皞(大皞)、句芒是东方之帝。古人如何确定方位呢?自然是太阳了,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东方,中国的最东方在碣石山、朝鲜,即今天的东北一带。兴隆洼遗址、查海遗址,就是上古人们的东方,大皞是帝王。如生业。《易传·系辞下》记载伏羲“以佃以渔”,伏羲族以农业、渔业为生。农业、渔业都必须掌握时令;掌握时令,离不开太阳观测;太阳在哪里,太阳在东方;东方在哪里,东方在碣石山。于是,大皞族就来到了东方之地,就开发了东方之地,并在东方之地留下标识——龙纪。于是《山海经》就记载了“(九丘)大皞爰过”。
八千年过去了,人们发现了红山遗址,发现了c形玉龙、云形玉佩,专家们将云形玉佩与黄帝联系起来,面对c形玉龙,却语焉不详。结合《山海经》记载,就是一目了然。
红山文化的c形玉龙,也是一件徽记,一件族徽,或国徽,它是黄帝氏族的“云纪”。黄帝族以云为纪,以龙为承,在大臣史皇的设计下,发明创造出玉猪龙:c形身躯,表示龙纪,猪首形头,表示云纪。流行数千年的卷云纹不就是c形龙的简化或抽象吗?红山文化c形龙不就是兴隆洼石塑龙的衍变吗?红山文化c形玉龙的存在,不就是黄帝氏族留存的徽记吗?没有《山海经》“大皞爰过,黄帝所为”的记载,以上考识就无根无据,有了《山海经》的记载,以上考识就是毫无疑义了。
不过,问题并没有至此结束,《山海经》记载的九州与《尚书》记载的不符。《尚书·舜典》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咨,十有二牧。”尧舜时期,国家有十二个州,而不是九个州,那么,黄帝时代应该是多少个州呢?经考证,是十二个州,证据是黄帝玉兵权杖上有十二州的图形:十一个山镇(圭形)围绕着首都(昆仑丘)。黄帝是大皞事业的继承者,大皞时期是多少州呢?大地湾遗址给出答案,是十二个州。证据是在“大房子”前有十二个柱洞,应是十二州标识的旗杆洞!
再就是九州记载的矛盾,也能证明十二州的真实。《禹贡》记载的九州
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周礼》记载的九州是: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禹贡》的九州没有幽州、并州,而兴隆洼遗址、红山遗址恰恰处于幽州范围,医无闾是山镇,玉器业高度发达,怎么会没有呢?很显然,《禹贡》记载的九州存在着很大的疑点。《禹贡》的九州,再加上所缺失的《周礼》的幽州、并州及首都,不就是十二州了吗?
小结。《山海经》记载了中国(九州)的形成是“大皞爰过,黄帝所为”,大皞就是中国的开创者,黄帝就是中国的建成着。大皞的最大贡献是开国,黄帝的最大贡献是建国。就国家概念讲,中国的文明史已经有了八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