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的主流意识是中国的礼制始于殷商，至西周，趋于完备。孔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是一个证明。但是，从逻辑学上讲，礼始于商，显然是不妥的，因为中国古籍里还具体记载了伏羲“嫁娶以俪皮为礼”（《世本·作篇》）之事，应该说中国的礼仪制度始于伏羲。但是，在学界却得不到承认，主要原因可能是没有实证，没有具体的实物来证明。在考古学大行其道的今天，伏羲作婚礼不被考古学承认可以说得过  去，历史需要用二重证据法证实。在二重证据法面前，可以否定太多的西方历史，但是，它丝毫不影响中国历史的彰显，而且使中国历史更璀璨，更夺目，更鲜活。如笔者关于黄帝天下第一礼的考识，就是一次二重证据法的实践。其发现过程很长，虽然历经数年，但是随着考古学新资料的增多，其学术价值也不断增强，拓展，很值得与学界同仁共商、共享。首先看出土文物一：红山文化玉立人

       红山文化以出土大量玉器闻名遐迩，最负盛名的是c形龙，玉猪龙，最难破解的就是这件玉立人了。许多学人一筹莫展，一些专家认为是巫师，笔者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巫崇拜这一点，即否定了玉人是巫的观点。尤其当凌家滩遗址也出土了几件同样造型的玉立人后，笔者认为这些玉立人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其背景一定深邃、奥妙，很值得研究。在宋人古今一也、今人民俗学的方法指导下，笔者发现，这些玉立人的姿态是在行礼，行抚胸曲膝礼，一种与贵宾、客人相见时的见面礼，并撰文《发现中国五千年前第一礼》，发表在《周文化考识》一书中。由于历史局限，该文没有涉及玉立人制作的时代及制作人，直至近年来陕西芮国墓的发掘，又一件玉立人的出土，笔者才发现，红山、凌家滩、芮国玉立人虽然地隔几千里，时隔几千年，但是它们却是一脉相承，它们都是“玉礼人”，都是黄帝制礼文化的实物，由此将中国礼制文化时代确定在6000年以前。具体考识如下：

       一、黄帝开创玉器时代。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以工具为标志的学说，中国与西方有着惊人的相似与不似，相似是中西方都有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不似是中国多出了一个玉器时代，成为四个时代。在提出时间上也出入较大，西方历史学家于19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历史学家在公元前几世纪提出，中国比西方早了2000多年。在全面性上，中国不仅有工具，还有代表人物。先秦古籍《越绝书》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经历了石器时代、玉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四个时期，代表人物分别是赫胥、黄帝、大禹及楚王吴王。中国考古学全面证实了《越绝书》记载的历史分期理论，尤其是黄帝的玉器时代。

       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先后发现了红山遗址、凌家滩遗址、良渚遗址、石家河遗址、芮国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典型特征是玉器多、规格高、器型考究。尤其是红山遗址“唯玉为葬”的现象，令所以专家学者瞠目结舌。幸好，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记载，使研究者可以按图索骥，可以联系想象，并由此将红山遗址与黄帝联系起来，而遗址玉器上的纹饰、玉器器型，又成为破解谜团的不二法门。《左传》曰：“昔黄帝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黄帝的国家标志是云纹云符号，红山文化的玉器纹饰大量存在着云形纹饰、符号，如云形佩，就是专家们望器形而命名的。即使十分抽象的c形玉龙，也是特殊的云形符号（逗号云）。可以说，红山遗址玉器为黄帝玉器时代做出了有力地充分地证明。

       二、商鞅记忆的黄帝制礼。破解遗址出土的玉立人为玉礼人，根据之一是商鞅的记忆。《商君书·画策》曰：“神农既殁，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内行刀距，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神农氏晚期，暴力横行，黄帝实行礼仪制度，以规范国家之间、君臣之间、夫妇之间、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时代和平和谐了。在商鞅的历史知识里，黄帝是礼仪制度的开创者，黄帝制礼的前提是暴力横行，要消除暴力，只有礼制。如何消除暴力呢？黄帝的回答是：从自身做起，最好姿态莫过于收手了，将双手收于胸前，平静、温和地看着对方，并微微曲膝，以示跪拜。这是何等友好的行为啊。于是，红山遗址玉礼人出现了，凌家滩遗址玉礼人出现了，芮国墓玉礼人出现了。将商鞅记忆与红山文化玉立人联系，玉立人就是玉礼人不就是昭然若揭了吗？见下图，凌家滩遗址玉礼人。

        破解玉立人就是玉礼人的根据之二是古今一也的民俗学原则，民俗学家认为，现存的许多民俗习惯源远流长，通过它们，可以看到许多历史现象或证实历史现象。抚胸曲膝礼就是如此，至今，在我国的达翰尔族的礼仪中，在非洲的一些国礼中，就存在着这样的礼仪。从黄帝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六千年，这种礼仪依然存在，既令人震撼，又令人感动，人类对于和平的期望是何等顽强啊！

       商鞅的记忆证明了黄帝制礼，而证明红山玉礼人出于黄帝文化，则源于芮国墓出土的玉立人。芮国墓发现于2004年，其墓葬出土的各类文物均代表了时代之最，其中有一件玉立人，是侧面像，大头大身子，一只手抚于胸脯，下肢微曲，与红山遗址玉立人遥相呼应，异曲同工。而芮国为姬姓，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珍罕文物确定芮国人为黄帝嫡亲。《尚书》记载：帝王“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说明了芮国即黄帝氏族的“伯叔之国”，芮国拥有的玉器有一部分来自祖上的馈赠，其中的玉立人、玉猪龙等红山文化玉器应该就是黄帝氏族内部的馈赠。芮国墓玉礼人的出土证实了它们与红山遗址的玉礼人一脉相承，都是黄帝文化的产物。见下图，芮国墓玉礼人。

       三、管仲记忆的黄帝制礼。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莫过于商鞅、管仲了，商鞅说黄帝制礼，管仲也说黄帝制礼，而且还说得早，说得多。《管子·任法》曰：“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黄帝治国靠的是“置法不变，民安其法”。什么是法呢？管仲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管仲的法，包括仁义、礼乐，这就是说黄帝制法就是制礼乐，管仲把黄帝的制礼称为制法。《管子·国准》记载了一次君臣对话，桓公问管仲：我想听什么是“国准”。管仲回答：国准就是根据时势而建立礼仪。桓公问什么是“视时立仪”。管仲答：黄帝的王法是管理好行政队伍，远离刀枪，仁义为纲（“谨逃其爪牙”“逃戈刃，高仁义”）。

       四、《诗经》的旁证。不读《尚书》，仅读《诗经》，是很难读懂的。如《诗经·公刘》：“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按《毛传》的注释翻译就是：公刘的腰带上带着各种玉器和佩刀。如果问：公刘出外考察土地，此时高山，彼时平原，为什么要打扮的珠光宝气呢？就很不好回答。结合《尚书·旅獒》及芮国墓玉礼人、金鞘玉剑，此问题就很好回答：公刘所带的玉器、玉刀都是身份的证明。行了见面礼，再看到具体的玉器，就知道各自的身份了，就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了。

       在治国理念上，商鞅与管仲是相通的，作为政治家，他们都看到了礼仪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他们在履行黄帝礼仪治国的同时，也保留了黄帝制礼的历史，实在是中华民族礼仪文化的大幸了。非常遗憾，司马迁的《史记》并没有记载黄帝制礼这一项，而这一项的缺失是重大的、非同小可的、必须指出的。不幸之大幸，考古学弥补了这一课，使我们找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礼仪，而且是由黄帝所作，使黄帝人文初祖之名、名副其实、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