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确定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有一个显著的地域特色，就是以丝绸之路为中轴线，向沿线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共谋发展。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丝绸之路的内涵就更为丰富和饱满，陆路向西、北，海路向东、南。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相应的学术研究也风生水起，步步深入，其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更是波澜壮阔，硕果累累。2020年11月上海博物馆主办的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一例。此次会议的最大成果是关于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的研讨，照应了海上陶瓷之路的学说。说陶瓷，就离不开窑口；说唐宋陶瓷，就离不开著名窑口。耀州窑是唐宋古籍中频频出现的名窑，唐朝的《茶经》中有它，宋朝的史书中有它。但是，耀州窑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行踪究竟怎样，尚处在“试水”阶段的研究之中。所以，深入研究耀州窑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笔者结合最新的考古学成果作以初步探寻，以还原耀州窑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面貌，以充实耀州窑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一、耀州窑瓷器的海外市场
从古籍资料上看，耀州窑瓷器几乎没有海外纪录。这一点从元代《岛夷志略》中可以看出。该书作于元至正九年，即1349年，是《清源续志》即泉州志的附志。书中记载了作者汪大渊两次出海的亲眼所见，主要是东南海各国的风土人情以及与中国的贸易情况，其中仅记载的贸易商品陶瓷就多达六十余次，但是，记载的窑口只有一处：“处州磁器”。或“处州磁”“处磁”“青处器”等，再没有记载其它任何窑口。记载的瓷器品种有“青白花器”“瓷瓶”“瓦瓶”“青白瓷”“青器”“粗碗”“青瓷器”“瓷器”“瓦瓮”“青盘”“花碗”等，其中的“青器”显然是青瓷，但没有记载其窑口或记载了“青处器”，就将耀州窑瓷器的可能性排除掉了。
从现存资料上看，耀州窑瓷器几乎存在于世界各国，如日本、韩国、美国、英国等。但是，这些并不是历史的真实面貌，其中一些国家的耀州窑瓷器并不是通过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过去的，而是近现代的文化交流过去的，如美国、英国，唐宋时它们连国家都没有。
从历史角度看，耀州窑瓷器走向世界的节点在唐宋，尤其是宋朝。此论点不是古籍记载的，而是今天的考古学发现的。日本的京都水沟遗址、福冈博多区遗址等、韩国的高丽遗址、斯里兰卡海港遗址、阿曼海港遗址、伊朗海港遗址、以色列的阿卡古城遗址、埃及开罗福斯塔特遗址、坦桑尼亚清真寺遗址等，都有耀州窑瓷器的出土，足以证明耀州窑瓷器在海外市场的红火。加之以上国家的地理位置都处于中国的东南部，都须通过海路到达，耀州窑瓷器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内陆港口
古籍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不少，如广州、泉州、明州等。在《新唐书·地理志》里，记载着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线，称其为“广州通海夷道”。一个海路以广州命名，可见广州作为海港有多么繁荣。泉州港的繁荣反映在《岛夷志略》一书，仅汪大渊一人，两次出海，历时七年，就乘船到过东南海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出海港为泉州。著名的南海一号沉船的出发港也是泉州，其出水瓷器高达1.3万余件，主要为德化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瓷器。宋代诗人梅尧臣《送王司徒定海监酒税》曰：“悠悠信风帆，杳杳向沧岛。商通远国多，酿过东夷少。”讲的是明州港。
明州港即宁波港，唐代从越州分置明州，明朝初改为宁波府。《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这里是最早与日本通航的港口，秦朝的徐福一行就由此港出海赴日本。日本《中日文化交流史》一书记载，公元782年至1191年，中国商人李邻德、李处人商团由明州港出发，来往于日本多达一百余次，见证了明州港的繁荣。
三、耀州窑瓷器的出海港口
查古籍资料，是查不到耀州窑瓷器的出海口的。追寻耀州窑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只有通过新资料来确认了。近年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捷报频传，一是沉船的发现、打捞与研究，一是港口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许多历史空白得以补充，成果之一就是耀州窑瓷器在这些新资料中的频频出现。有专家发现在山东登州港（蓬莱）遗址、东营垦利港遗址、上海青龙港遗址、浙江宁波港遗址、福建泉州港遗址、广东广州遗址及南海一号沉船中均有耀州窑瓷器出现，但是，在仔细阅读过以上新资料后，难免使人困惑，在这些新资料中有耀州窑瓷器的出现，但是，数量极少，并不能构成商品。如南海一号沉船仅发现两件耀州窑瓷器，最大的可能是样品或船员的实用器。港口遗址中同样如此，除过广州港有一定的耀州窑瓷器外，其它遗址或没有，或极少，将其列入耀州窑瓷器出海港口是勉为其难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海外市场耀州窑瓷器的辉煌与大陆港口遗址耀州窑瓷器的冷清不符，与古籍记载的耀州窑瓷器更不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四、耀州窑瓷器闪亮黄泗浦
由于中国考古学原因，中国的文化遗址既多既久又复杂，这就使得遗址发现有前有后，有早有晚，黄泗浦遗址就属于一个姗姗来迟的遗址。它发现于2008年，经过10年6次发掘，一直到2018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才广为人知。它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庆安村，距离市区三公里。仅从现在位置的地名看，是无论如何也难与大发现大遗址联系到一起的，黄泗浦一举成名，源于它的过去，源于它的地下，源于它丰富、珍罕的文物及遗迹。考古学证明如下：
1、黄泗浦遗址发现河道、桥梁、排房基、寺院基、灰坑、水井、仓廒等遗存，面积达1.2平方公里，证明了黄泗浦是长江下游一处重要港口。唐代河道宽约20米，深2.2米，向北进入古长江口。宋代河道宽约51米，为人工开挖的河流。河道中发现石佛雕像、天王雕像、文字砖、瓷片、砖瓦等。
2、遗址发现陶瓷堆积层，出土大量瓷器及瓷片。这些瓷片来自全国各个窑口，唐代有越要、邢窑、婺州窑、宜兴窑、长沙窑、巩县窑等。宋代有耀州窑、繁昌窑、吉州窑、越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建窑、磁灶窑等。经专家鉴定，大量瓷器都没有使用痕迹，属于商品瓷。见下图。
3、出土耀州窑精品瓷。黄泗浦遗址出土的瓷器几乎囊括了唐宋时期的著名窑口，如越窑、邢窑、长沙窑、耀州窑等，但是，令人眼前一亮，过目不忘的是一件耀州窑天青釉凸雕莲瓣纹碗，其造型之精美、做工之精良、釉色之精致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正是如此，这件耀州窑天青釉莲瓣纹碗
才成为央视十台《探索·发现》2020年8月24日专题片《追寻黄泗浦遗址》节目的瓷器主角
，闪亮登场，光彩夺目。见下图（翻拍自电视片）
4、黄泗浦遗址文化研究大发现。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是，关于黄泗浦的记载却极少，只是见于地方志一类书籍。如《吴郡志·水利下》记载：“黄泗浦，长七十里有畸，面阔八丈，底阔四丈八赤，深七赤。”黄泗浦遗址的发现，才引起关注，才发现它不凡的身世与传奇。它不仅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还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它不仅与佛教有联系，而且与鉴真大师有联系。正是由于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就是从黄泗浦出发的，它才被日本著作《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才使今天的人们了解到它在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日本史学家安藤更生就认为：“黄泗浦不仅是鉴真，也是迄今唯一可以知道的遣唐使船舶出点和到达点的遗迹。”
黄泗浦遗址出土的每一件遗物，都将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课题，都将丰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如钱币文化、陶瓷文化、佛教文化、建筑文化、港口文化、海运文化、世界贸易文化等。而在这些大文化之下的具体研究更是深不见底，如耀州窑陶瓷研究、唐宋水利研究等。
5、黄泗浦遗址耀州窑莲瓣纹碗初探。一是年代。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在印度尼西亚井里汶沉船中也出水了一件青釉莲瓣纹碗，碗底写着“戊辰”纪年款，经查证此款为宋朝太祖开宝元年，即公元968年。用类型学考证，黄泗浦遗址出土的耀州窑莲瓣纹碗应该在公元10世纪前后。用耀州窑研究成果看，此碗为典型的天青色，又与五代耀州窑的工艺风格一致，将此碗的年代确定在五代后周时期979年左右比较合适。二是意义。继续考证黄泗浦莲瓣纹碗，还发现这是一种现象，即在东南沿海长江沿岸地区，十分流行耀州窑青釉莲瓣纹碗。此碗出土于张家港市，在相距142公里的扬州宝应县城安宜路的一座北宋墓中，也出土了一件耀州窑青釉莲瓣纹碗，高6.7厘米，口径14.8厘米，底径5.8厘米。出土时间1995年。在距张家港市132公里的上海博物馆里，也保存着一件耀州窑青釉莲瓣纹碗，高7.8厘米，口径13.3厘米，足径7.5厘米。与黄泗浦遗址出土的碗相比，后两件碗除过莲瓣纹相似外，釉色及工艺均存在着较大差异，从而证明出口瓷器或宗教用瓷器的品级是有着天渊之别的。
6、关于黄泗浦港的尾声。从《宋史·河渠志》得知，有宋一朝对于水利工程建设不遗余力，它一方面是为了防旱防涝，一方面就是疏浚河道河流，保证河运和海运的畅通。《河渠志六》记载：“吴人谓开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愿委本路监司与谙晓水势精强之吏，遍诣江浦，祥究厉害，假以岁月，先为之备。”正是宋朝的高度重视，宋朝的河运海运才十分发达。《河渠志六》又载：“闻平江三十六浦内，自昔置闸，随潮启闭。”平江即今天的苏州，专家考证，黄泗浦就属于平江三十六浦之一。潮即海潮，随潮启闭河闸，就是保证河运与海运的畅通，证明黄泗浦就是通海通河的一个港口。《河渠志七》记载：“绍兴初，以金兵蹂践淮南，犹未退师。四年，诏烧毁扬州湾头港口闸，勿要不通敌船。又诏宣抚司毁拆真、扬堰闸及真州陈公塘，无令走入运河。”宋金战争，使海运河运设施遭到毁坏，黄泗浦港应该在这次毁坏中衰落。时间是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耀州窑天青釉莲瓣纹碗在地下掩埋了千年之后，还是破土而出，惊艳世间，它不仅证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也证明了耀州窑瓷器在千年之前的辉煌，耀州窑瓷器与丝绸之路相映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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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12 08: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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