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捐与自我权利

——再谈慈善捐助

近几年，不少民间慈善人士都遭遇到了“索捐”的尴尬。索捐，人们用来指那种向他人主动索要捐助的行为。被索要者一般是那些已经有过捐助行为，并被外界所知的人士；而索要者，通常指那些想借此获得某种帮助的个人。

索捐，有的已经干扰到了他人的生活，这已为不少人所指出。一般说来，索捐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因为当捐助者没有将其作为捐助对象考虑时，却主动索要，便很有些乞讨的味道。更何况，某些索捐者还常常有出格的行为，如张口就要上百万者有之，如要求捐款帮助创业者有之，如要求捐助数万元学费者有之，甚至骗子也乘虚而入，以至于使得慈善家“躲避索捐像躲债”（2007年04月29日《 南京晨报》）。索捐到了这种地步，就和大街上拉住你的衣服硬要你行行好的那些乞丐没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因为大街上的乞丐很可能为生活所迫，而索捐者却不一定生活无着落。

对这种索捐，人们尽管不一定持肯定态度，但这些“索捐者”或“乞讨者”，却往往在道德上占一种心理优势：我是值得同情的人，我是需要帮助者。而在外界看来，索捐者似乎也总有某些可同情之处：没有难处，谁还会去求别人？所以，尽管人们看不起索捐者，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制止。相反，被索者却很可能要承担缺乏爱心的责难，青岛的王明殿就因为不能满足某些索捐者的要求，而被责骂为“骗子”。

这种形式的索捐，人们已经开始厌烦。但另一种索捐，被索者心中虽有不快，却无法说的出口。这种索捐，使用了行政的力量和组织化的方式，在组织内的每一个人便不得不捐，因而可称之为“强制索捐”。第一次遇上了这类索捐，还是在二十多年前，省会城市要建一座很现代的体育馆，于是省里领导号召、政府下文，要每个公职人员捐款，钱不多，像我这样刚参加工作的人，只要两元即可（那时的月工资是四十五元五角）。单位所有人都捐了，但我不想接受这种方式，结果单位领导说，你要不捐我替你捐了。于是我只好自己“自愿”了一次。后来这种事越发多起来了。有民政厅的文件，为下岗职工捐出个人收入的百分之一；有教育厅的文件，叫“爱心一日捐”，捐出一天的工资。说是“强制索捐”，似乎委屈了。因为，文件上明确说，要坚持“自觉自愿”的原则。“自觉”暂不说，这种方式，能够“自愿”吗？如此几点可以证明其非自愿性：

 第一，这是由个人所在单位秉承上级主管的行政部门的文件组织的，作为工作人员，组织行为一般都具有指令性意义。而如果要说政府文件没有一定的强制性，那就不能算作是国家机关了。

第二，捐助数额是要进行实名登记的。登记在册，有的甚至登录在网络上，个人行为就会暴露在众人眼前，这种公众压力自然会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尽管它不是行政命令，但它对人的内心的强制不比行政命令弱，甚至有过之。“硬”强制容易引起反感，而“软”强制反而不易拒绝。在我们的文化中，利用好了“面子”，就能做成很多事。

第三，捐款人之间相互比较乃至攀比，每个人既不想多捐，也不能少捐。曾在网上见过某个中学的捐款名单，每个教师都是五十元，不多也不少。在一个单位里，领导可以多捐点，而其他人员就不能多捐了，捐得多了并不一定是慷慨，却很可能是僭越。自然，这样的考虑已经失去了自愿捐助的意义。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权力的层级间，上级的号召是否响应，是可以转换为是否服从的问题，即对权威是否认可。所以，钱可能又会退居次要地位，而“态度”如何就更为重要了。从最小处说，也是对本单位领导的工作是否支持的问题。至于往大处说，还真不好说了。

这里，和个人的索捐或街上的乞丐乞讨时发生的事情颇多相似之处：对索捐者不予满足会被指责为没有爱心，对乞讨者不予施舍会被认为缺乏同情心，而面对组织化的“索捐”不能“自觉自愿”时，就可能被视为不仅缺乏爱心而且吝啬了。因为有一点相同，这些不同形式的索捐，都在道德上占有了心理优势，而且后者似乎更理直气壮：我是为别人募捐，又不是为了自己。而像现在我所说的这些，则很可能被视为没有爱心的表现。

进一步说，无论哪种形式的索捐，都是对捐助者自我权利的干预，严重者可能已经是侵害。即便那些确实有困难需要帮助，但却提出了超过捐助人能力的要求，或干扰了捐助人正常生活的求助者，实际上也已经越出了相互之间权利的界限。而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更赞赏的是乐善好施，所缺乏的恰恰是对自我权利的尊重。捐助是一种善行，但一旦捐助成为被迫的而非真正自愿的，捐助的道德基础就被抽掉了；捐助是一种爱心，但爱心应建立在对自我权利的肯定和对自由的保障的基础上，只有在自由基础上的爱才是不被扭曲的爱，也就是发自内心的爱。

（200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