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8日开始，与现任嘉禾县县委书记陈荣伟频繁短信往来。至3月6日，他共发给我15条短信。

　陈荣伟发这些短信，是希望在投诉企业污染致儿童血铅超标及多名村民被拘等问题的嘉禾农民与当地政府之间，搭建一个双方商谈的平台。

　事情并不复杂：乡政府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严重污染环境，当地政府多次明令要求关停，但屡禁不止。随后，数个村庄的儿童被查出血铅超标甚至中毒，禾苗、树木等枯死。

　此时，矛盾至少表面看起来是村民与企业之间的，政府完全可以作为中立方出面化解矛盾、安抚村民。很不幸，高度恐访的部分嘉禾官员，亲手把这一矛盾揽到了自己身上。

　2009年9月17日晚，53名村民欲包车去广州体检。获得信报的当地政法委官员调派警力前往拦截。矛盾，由此激化。不服政府拦截的村民，堵路鸣冤。廖永固等3名村民，因此被刑拘。

　2008年，我曾去嘉禾回访拆迁事件。采访之余，我曾恳请嘉禾县多名主要官员：有些民众的诉求暂时无法解决不要紧，但是千万不要激化矛盾，多用笑脸去面对百姓，多解释、多劝说。显然，当时频频点头的官员们没有记住我的这个恳请。

　3月16日，稿子见报的当天，村民们告诉我，因食道癌被取保候审的廖永固已垂危。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这个64岁的老人，临死仍是“戴罪之身”。

　不得不承认，一些村民常常把自己本来有理的事情弄得复杂。这，不能怪他们无知或者不懂法，更复杂的社情让这些农民往往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才能维持基本的权益。让人沮丧的是，有时候即便是采取了极端手段，基本权益仍无从维护。

　双方一直争执不下：以政法委、公安局为代表的官员认为村民堵路涉嫌违法，拘人是合法的。村民们认为，百姓自费去体检，政府无理阻拦以致堵路，政府错在前，随后还抓人，公理不存。

　经历过嘉禾拆迁之后，嘉禾的官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其实是在加强的，只是当地官民之间太缺乏信任的基础，恢复互信显然需要时日，更需要政府做出为民众服务的姿态，以及为实践这一姿态做出更多的主动努力。

　3月3日，陈荣伟短信告诉我，已安排县长去村里亲自听村民们反映情况，另一县委官员带领环保局长也去调查了另一家被指可能污染的冶炼企业，并给村民们做了解释工作。

　陈荣伟一直强调，希望在法律范畴里化解这次矛盾。在给我的短信里，他说，嘉禾不依法行政的教训很深刻，法律问题必须依法处理，如果政府行政执法有偏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陈荣伟也一直希望与村民代表面谈，与我多次短信联系，希望我作为中间人搭建一个政府与村民之间冷静沟通的平台。我一会把陈荣伟发给我的短信转发给村民，一会把村民给我的短信转发给陈荣伟，让他们逐步沟通。可惜，村民代表把马上释放被拘人员作为面谈的前提，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面谈的努力失败了。

　稿子没有见报前，作为一个记者去做这种“调停”的工作，在访民看来一定是很可疑的，他们会怀疑我完全站在了政府一方。可是，我执意背负这种“被怀疑”的压力，尽力在两方之间沟通。

　也曾考虑，自己做的这些事或许已超出一个记者的职业范畴。可是，记者就是为了报道而报道吗？

　多年的涉访采访经验告诉我，上访化解矛盾的几率并不高。如果双方商谈能达成一致，中毒的孩子能早日得到治疗，受伤害的村民能早日得到补偿和安慰，让还存在的污染企业早日关停改造，不是更好吗？

　我的另一个初衷，是明知时下老百姓与政府打行政官司的胜算也不高，但仍希望促成更多人选择运用法律手段与政府“理论”，而少采取非正常的手段。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可能越来越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