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真是要看谁来写，写娱评时候看陈赫前妻那有爱人相伴的环球45万公里，基本全球览胜美人美景，觉得人生馈赠，得失寸心，来吧上路。然后再一想，哪有那么多钱造啊，就乖乖当上班狗去了，诸如此类，这类旅行托儿扁平得很。有人说许靖是旅游记者，这年头虽说记者人人喊打，不值钱没落了，无冕之王这事永远不要再提。但，许靖还是不是记者哈，这事还是有一点专业底线的，最多是个网站代言式的托儿，这个值得澄清一下。

碰巧最近又在翻张爱玲的那次最煎熬的旅行札记——没开头，没结尾，一句话没说完戛然而止的《异乡记》，即便随便把本子搁在腿上写段备忘，也是别无分号的张氏铺子出品，生活底色纤毫毕现，心寒如冰，下笔如锥，看了双重绝望。为1946年，那个没有高铁和高速的年代，张爱玲踏上的从上海到温州找她的拉尼之旅（不用宋以朗先生注解也知道，拉尼就是那个把逃荒逃成猎艳的男人）。也为世上有文字好把式如张爱玲绝望，随便一句：中国人的旅行永远属于野餐性质。就让人笑得会心。可不是吗，哪列火车的乘客不是一路买一路吃，也真是只有中国人吃得这么喧宾夺主。

想起来我自己京沪线上奔波了四年的大学生活，火车上的人沿途嘉兴粽子上海豆腐干无锡骨头南京烤鸭德州扒鸡这个吃，我肠胃不行，一坐火车就咕嘟咕嘟开锅，只有空腹才舒服，看着同行的人这么一站站饕餮下来，真是服得不行不行的。原来这种盛况，早就被张爱玲给总结成野餐性质的旅行了。

阿城在《闲话闲说》中说张爱玲，“记得是1984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心下惭愧自己当年刚发了一篇小说，这张爱玲不知如何冷笑呢。”也只有饱读旧诗书的阿城有底气说自己不知道张爱玲，我们寻常人，都只会争先恐后做本山大叔式的表白“我丝分喜欢张爱玲”。

就好比《挪威的森林》中绿子说有钱人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说“我没钱”这三个字。比如我邀同学一起去干嘛，她可以说：“不行！现在我没钱。”换做是我的话，我可不能这么说了。因为如果我说：“我现在没钱”那就是真的没钱，很惨吧？这道理就好比一个美人说：“我今天很难看，不想出门。”一样，如果你是个丑八怪，说这话一定会被嘲笑的。同理，也只有张爱玲，可以这样写旅行，写途中见到一个人长得无恶不作的样子，但也无恶可做。

《异乡记》，被称为一本反旅行的书。从上海到温州，走了两三个月，还过了个年。一路在半生的朋友家借宿，几次写到上厕所，有次在朋友家，马桶放在一楼楼梯没有任何遮挡的“凹”字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对他们点头微笑”。睡觉跟蔡太太挤一张床。“带着童养媳的心情，小心地把自己的一床棉被摺出极窄的一个被筒，只够我侧身睡在里面，手与腿都要伸得笔直，而且不能翻身，因为就在床的边缘上。”然后在心中呼唤着“拉尼啊，拉尼……”惊悚入云的才华匹配这样的难言旅途，叹息。

张爱玲对宋以朗先生的母亲邝文美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看是要看的，就是绝望。如同她写途中看短工娘磨着珍珠米粉，阳光下金黄色的泻下来真是沙漠，一切都是中国式的兴高采烈，热闹之下有着一种最原始的荒蛮感，一种刮骨透心的饥饿感。

《异乡记》可以说是《小团圆》和《华丽缘》的素材库，基本写实，见什么记录什么，包括农村生活的经验，杀猪，生理期上厕所什么的，都一五一十地写，看了两次看到这里，我都跳过去，很受不了那种不洁感和坦然记录杀戮的低频冷酷，还有旅途中那些人与人的瞬间尴尬与薄凉，都让她那支笔给准确地衔到，面无表情地铺排在纸。

有一段很喜欢，一个妇人讲述，日本兵闯到家里来，问她是喜欢中国兵还是日本兵，妇人无法从军装上分清对方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也无法从国语上分辨出来，她回答，“我们老百姓苦啊，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日本兵居然对这个回答表示满意。这种如果摆在知识分子面前，很容易掉脑袋和丢国格问题，没文化的妇人可以回答得又无奈又智慧，也只有亲耳听到，不好编的。

军人碰到这样的老百姓，也有无恶可做的时候。

前几周我跟一个老哥说，我自闭症。老哥很紧张，问什么情况啊，怎么会这样啊？其实就是觉得抛头露面浪费时间，呜呜泱泱挤在人群里，听别人呱噪自己跟着呱噪，没什么像样的营养可以吸收和输出，不如自己看书舒服，就是这个阶段身体的自然选择，自己把自己关闭起来，随便取一本看过的书再看一遍，会有第一遍读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这本《异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