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女儿突然牙疼得嗷嗷叫,夜里去北大看急诊,开了消炎药和止疼药,让白天去拍片子,说要看那颗发炎的乳牙,里面是否有恒牙长出来。服药三天消了炎后去市妇幼保健院复诊,果然是有颗恒牙在里面,而且歪着长的,角度位置错位,不能把乳牙顶下来,旧的不掉,新的长不清楚,新老俩牙在弹丸之地纠结着,结果就是牙床被挤出一个大脓包,严重发炎了。
治疗方案有多个,拔掉乳牙,给恒牙腾地方,然后再矫正歪着的恒牙,或者不拔,等着乳牙失去营养自然萎缩,再矫正。如果拔,用麻药还是不用……这一切,牙医都跟我女儿商量,把利弊告诉她,让她自己决定。我女儿在我的强权管理之下,哪见过这样的民主阵势啊,颠三倒四胡乱做决定,先说不拔了,反正现在不疼了。医生说,还是可能再发炎,还会像那天夜里那样疼。那就拔。拔的话,用麻药还是不用。不用麻药的话,会疼,但是也没大人那么疼,到底是已经活动了的乳牙。用的话,小孩用麻药总归……女儿先说打,又一想打麻药本身也是疼的,再说会不会影响记忆啊,又说不打了不打了。拔了一下就开始叫唤,医生说,这样不行,你大喊大叫影响其他病人,吩咐护士准备麻药。准备往嘴里扎的时候,女儿突然坐起来,说,我决定了,不打了,你拔吧。然后就自己掐着自己,忍着“剧痛”,把牙拔了。
我在旁边看着这个急啊,说医生你跟个小破孩用得着那么民主吗,你是专业人士,该作主就替她作主,你等她做决定,她懂什么啊,颠三倒四的,多烦啊。医生说,那不对,她是大孩子了,应该尊重她的意见,让她自己选择最适当的治疗。治牙是接受帮助的过程,不能从小留下看牙“受虐”印象,那样孩子会一生恐惧,像很多大人那样,远离医生,延误治疗。其实我也看出来了,医生其实是倾向性的,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小孩,最后把她引上了他想要的治疗方案,看似还是她自己做的决定。
等女儿从拔牙的惊恐中缓过来,就开始教育我,说你学着点,医生多民主啊。
这就说到民主。我自己就是生活在一个极端民主家庭,从小到大任何事都是自己话事,治病,求学,工作,婚姻……包括有关前途的一切。我父母在某些知识结构上,到现在我还不抵他们的零头,他们是有指引能力的人,但是我几乎没得到什么指引,不夸张地说,每一步都撞一头包。我认为我拿错了人生百分之八十的主意,当然慢慢递减,到现在,人到中年,已经可以对百分之八十了,其中很多属于亡羊补牢。这个过程太消耗了,浪费生命浪费年华,有的事错得太远,根本没办法回来。家长把重大决定全部交给没有决定能力的孩子,风险太大。因此我认为,过分的民主,其实就是不担责任,即便是父母也不能摆脱不担责任的嫌疑。而且这样长大的孩子性格形成硬得要命,除了自己的,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比如我,抛开表面的随和不算,我自己都知道自己不好相处。家长应该在能力范围内以自己的人生经验,替其掌一段舵,再放行。所以我自己做了家长以后,就走向了反面,小是小非随便,大的方向,大的决定,没有民主,只有执行。我女儿说,妈妈你老说你父母从小到大不管你,你多能干啊。我被你管得那么严,以后肯定没你能干,没你有主意。我说你要那么能干干什么啊,这个世界,人有多能干,就有多累,就有多磨难,世界上最残酷的过程,就是进化的过程了,进化对生物族群和生物个体来说,都是代价巨大的事。做事老祖宗讲天时地利人和,能干排不上号呢。人生百年,幸福和快乐最重要,其他的,能躲过什么就躲过什么,听我的没错。
但是我的民主观,在女儿治牙的过程,受到了点挑战,我发现在适度的民主方式引导下,小孩也能做出正确决定,就是麻烦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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