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起来就脚着不对劲，头更疼了，舌头更寡了，嗓子更辣了，撑着写了稿，H的专访还有封面。几乎眩晕，量了下体温，３８度。我好像是一天前还是两天前吧，得意地想了下，有多久没发过烧了，这就来了，当时敲下桌子就好了。中午左头脸严重不适，手按来按去，按出右耳后一个小包包来，登时吓得一激凌。

    刚进报社那两年吧，有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同事，大嗓门，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是开放式的办公室，他的座位和我的隔着几个部门，他有事给我电话，我扣上电话笑咪咪回头对着他说，你可以放下电话了，我能听见。就是这个大嗓门大哥，有天站在办公室，说，咦，我耳朵后面怎么长了个小包包呢，因为大嗓门，这一声自言自语，我们全体都听到了。一年以后，大嗓门大哥因为恶性淋巴癌离世。我们都参加了追悼会的，很伤心。

    所以可以想见，我摸到耳朵后面长了个小包包想到了什么，能吓到什么程度了吧。

    下午用最大的毅力，带着温度和恐惧，参加一个冗长的会。因为不愿意迟到之后又请假。

    晚上到家，完全虚脱，让鸭子自己叫了餐，我继续沉浸在恐惧中。

    芳儿给留的哈姆雷特也没哈成。

    夜班请假，不能不请了。

    想早睡，头疼睡不着。起来上网查恶性淋巴癌，回声啦，血流啦，边界啦，没法子看明白。有一个指标我懂，说一般肿块直径至少一点五公分。我烧得有点含糊，问鸭子一公分是不是一厘米，鸭子像正义的来福灵似地说，公分是公分，厘米是厘米。我说上网查查，鸭子查着念叨，嘿，你怎么会是对的呢。看看我们家的数学基础。

    一夜无眠，嗓子头都疼，温度也时高时低，翻来倒过去地睡不着。

    今天起来，奔人民医院，跟暖暖病友一起找麦。麦是我们很多朋友的医生，见了他那张温和沉着微笑的脸，人就会踏实下来，２００３年，我就是哭天抹泪地来找麦医生的，然后美不滋地回去了。这些年，隔三差五会去报到下，排除心病。

    麦和他的副手摸了下我耳后的小包包，嘿嘿，说是囊肿或者淋巴结肿大，喉咙发炎引起，木事啦。啦啦啦。还是去照了彩超，知道了个好消息，我们大家的彩超亲戚ZH也归国了。都是好消息，暖暖同学也木事，只是定期复查，我都复了五年了，接着复呗。

    在深运喝了粥，人其实还是挺虚弱的，低烧还在，但是精神已经很亢奋了。觉得老子又活了。证据就是回办公室前瞬间在暖暖家楼下买了三件衣衣，最近买衣服少了，也不全是因为经济衰退自觉紧缩，主要是审美太顽固，买的衣服都似曾相识，买了新衣服，自己不兴奋，别人也看不出了，所以一阵阵觉得买衣服也挺没劲的。这三件也是，谁也看不出来是新的，全是类似格式，黑色灰色的内敛颜色，一点细节，一点闷骚。但是总得庆祝一下不是。

   回到办公室，周五啊，同志们都在呢，EMMA小嘴摸了蜜似的夸额贵族美，消瘦且脸色清白。消瘦且清白这不是额今生追求的境界摸。从小时候，被常常误认为朝鲜人，就很不满意自己红红白白的脸色和茁壮的身体。

   ５点半接鸭子短信，饭？

   带着鸭子和亚非拉在芙蓉楼吃饭，胃口还不太行，但是情绪不错。在鸭子搅了又搅的谈话中（鸭子现在是我和谁进行什么谈话，只要她能掺和她都要掺和，她当然是我生活中不争的主旋律），商定了个大方向，隐隐高兴，我就知道我以前坚定地认为什么，不会瞎坚定，坚定就是能量。

   最后洗脚收宫。

   这个周末老子什么也不干，不看资料，不写稿，不娱乐，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