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003年前后，我注意到北京一个叫“左岸文化”的网站，聚集了北大的一帮博士生和硕士生，他们谈文学艺术，谈思想文化，也关注社会问题，气氛十分活跃；他们无论对文学思潮，还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点评，都言必有据，一针见血，观点鲜明，绝少文坛习见的那种八股味儿，让人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虎虎生气。

    李云雷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时他还在北大中文系读博士，与朋友一起创办了左岸文化网站，还搞了个当代文学作品点评，对一些知名文学期刊上的新作评头论足，在文学圈内颇有些影响。曹征路那篇后来被誉为“底层文学”代表作的中篇小说《那儿》，最早就是在左岸文化网展开专题讨论，并逐渐传播海内外的。

    那个时期的我，精神上正处于一种孤寂的状态，无论个人生活还是写作上都是如此。过往的文学经验业已化为一道渐渐远去的背景，而与文坛的日益疏离和彼此“拒绝”，又加剧了我心底的孤独和荒凉。我甚至觉得自己未老先衰了。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结识了李云雷等一批年轻朋友。我似乎从他们身上找到了青年时代的自己，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激情与活力。当然，更重要的是，李云雷和他的伙伴们对文坛的某些病象如先锋派和纯文学理念带来的文学空心化的批评，对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贫富差距、上层与底层的严重撕裂等问题的分析，对知识分子群体同权力资本媾和后精神乱伦的抨击等等，这些当时在文学界还处于萌芽状态和十分稀缺的声音，使我仿佛遇见了知音那样，感到喜悦和欣慰。

    有一阵子，我和云雷经常通邮件，就一些重大敏感的文学和思想问题交换意见。那时我们还不曾谋面，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神交吧。

    不久，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要开一个会议，筹备会议的朋友请我帮忙邀请几位省外的评论家与会，我推荐了云雷和《上海文学》的副主编杨斌华。这就使我和云雷有了一次见面的机会。那次云雷下火车后就直奔我家。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小伙子皮肤黝黑、高大健壮，朴实得如同一株庄稼地里的高粱。他的言谈举止毫无这个年龄尤其是文学圈的青年习见的乖巧和浮夸之风，甚至显得有点儿“笨拙”。时隔多年，我已记不清我们究竟谈了些什么，但自那以后，我就把这个小我十几岁的年轻人，当做精神上的同道和可以信赖的朋友了。

     从那次到现在，我和云雷又见过几次面，大多是我去北京开会或路过，我给云雷打个电话，他就会很快赶过来，有时会叫上三五位好友，在小酒馆围上一桌，边喝酒边谈思想，谈文学，谈政治，那种热烈自由坦诚的氛围，是我所在的武汉难以见到的。每次从这样的场合离开，我总觉得心底沉睡已久的某种东西又开始悄悄复苏了。我知道，那是我正在消逝的青春和激情，而现在，通过云雷和他的朋友们，我又重新找回了她们！

    我这样说丝毫也不夸张。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和社会，要想保有持续不断的思想活力，就应该善于发现并从年轻人身上吸取那种创造的原动力。

    我以为，云雷身上就具有一种不仅他的同时代人匮乏，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匮乏的品质。他敏锐地看到了文学界、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危机，并触摸到了这种危机产生的根源；更可贵的是，他敢于把自己的发现和思考写出来。这就像安徒生的著名童话《皇帝的新装》里叙述的那样，当所有人赞美皇帝身上并不存在的“新装”时，那个孩子大声戳破了这个谎言；而当一个社会大多数把持话语权的“成年人”因瞻前顾后或唯利是图渐渐变得随波逐流时，尤其需要这样敢于戳破谎言、揭露真相的孩子。在我看来，云雷就是这样一个大胆率真的“孩子”。他的许多文学论文和批评文章，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破解社会疑难的勇气，比如他“重读浩然”的系列论文，执着清理被遮蔽的文学史真相，或通过对“底层文学”的倡导以及阐发，呼唤一种撑破由先锋派罗织的纯文学网络，敢于直面现实、富于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的新的文学。在纯文学与体制同谋，致使整个文坛越来越圈子化、江湖化的今天，这样的声音无疑如同空谷足音，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要知道，与云雷同龄的许多“70后”作家和批评家，此时正躺在“纯文学”编织的小资梦里呓语和酣睡呢。

    云雷就这样成为了“70后”中的“少数派”。这不仅仅是他，而且是所有思想探险者会面临的处境。这几乎是一种难以回避的宿命。云雷写过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叙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与其思想的内在联系。在这里，云雷毫不掩饰出生于农村对自己写作的影响，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能忘本”。我想这绝非只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而是出于责任感的驱使。在这个社会严重撕裂，而且刻意将“人民性”同人性对立起来的价值混乱的时代，云雷对自己“出身”的强调是意味深长的。

     从最初和云雷认识到现在整整十年过去了。十年来的中国像一列不断提速的高速列车，前进的速度固然让人亢奋，却也为种种触目惊心的乱象忧心忡忡。对于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也是如此。但令人欣慰的是，以云雷等为代表的一批敢于指出“皇帝新装”的青年学人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并且正在不断放大他们的声音。现在，云雷已经是成绩斐然的青年评论家，经常出入文坛的各种会议，但他骨子里的那种质朴坦诚一点也没变，还像十年前那样不通世故，在公共交往场合仍然显得有些“笨拙”和粗心，但了解他的人不会责怪他，因为这恰恰显露出了他的“赤子之心”；他对人对事的“过度宽容”，他的谦逊和“出了名的好脾气”，只会让某些小肚鸡肠的人脸红。

     总之，我打心眼里喜欢这个交往了近十年的“小老弟”，当我写这篇短文时也毫不掩饰。因为，这绝不只是一种个人的私交，而是对未来的责任和期许。我忍不住想：再过十年，当云雷这一茬人真正成为文坛学界的主力军时，中国社会的面貌会不会比今天变得好一些健康一些呢？

                                                      2013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