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近期的小说《铁血信鸽》、《惹尘埃》、《不食》等，呈现出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那就是作家试图摆脱过去的创作路数与圆熟的创作技巧，另辟蹊径，更直接地切入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作家尚未寻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在处理题材时，会让人感到某种程度上的生硬，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这一问题在鲁敏近期的创作中有较为明显的表现，这一方面说明了她试图更加贴近我们这个时代，同时也显示了她在艺术上还在摸索的过程中，并没有在新的层次上达到圆熟。鲁敏的创作是具有症候性的，我们可以《不食》为例，来具体谈谈这一问题。

   《不食》以一个爱情故事的框架，向我们讲述的是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小说的主人公秦邑是一个“怪人”，他不吃所谓正常的食物，吃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花或茎条，林中掉落的松壳，无人认领的旧船浆，芦苇，枯萎的荷叶，农家灶下用作燃料的黄豆荚……”而之所以如此，是他要尝到事物本来的味道，而这又与他对当下食物的深刻认识与绝望有关，小说以倾慕他的女孩刘念的视角，讲述了他从一个正常人转变为“怪人”的心路历程，以及他的怪癖在生活中的孤立无援，故事的最后，他在众人的胁迫下，终于破戒啃了一块大骨头，而在第二天却去自杀，未遂，成了植物人。

    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当前食品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新闻报道中让我们触目惊心，但是这样的社会现实如何进入小说，如何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对于作家来说，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鲁敏所采取的办法是塑造了一个“怪人”，以他的怪癖与所谓正常人的生活进行对比，让我们看到所谓正常的食物是多么荒谬、可怕，而与之相反，“怪人”本身反而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怪人”的存在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有力批判，而他最后的结局，也象征性地成为了梗在这个时代生活中的一根刺，向我们昭示着这个时代本身的荒谬。小说的本意是如此，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却并没有寻找到更加形象有力的表达方式，小说的主人公除了“怪癖”之外，没有具体可感的血肉与体温，或者说这个人物的存在更多的是来自作者的理念，来自结构故事的需要，而不是来自现实生活。这样在他身上，我们就“感受”不到生活的气息。不仅秦邑是这样，刘念也是这样，小说中的“我们”也是这样，小说中写到，“我们是谁？我们与刘念是什么关系？其实，嗯，我们不是固定的谁，也谈不上多么了不起，但大体可算是有鼻子有眼、乖顺而上进的人物，在任何一道由社会提供的选择题上，我们都会结结实实、毫不犹豫地站在绝大多数那一边。”这里的人物都是类型化的，是面目模糊的，是作者出于编制故事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所以并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也无法让读者接受与认同。因而，在小说中所突显出来的，便是作者对食物安全问题的各种罗列，这些问题虽然很重要，但并没有化为小说的内在脉络与血肉，在阅读时便会让读者感到生硬与不自然。

   在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化”是经常讨论的一个命题，所谓“席勒化”是指作者并不是将自己的思想融化在故事与人物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而是以主观的观念规定着人物塑造与故事的进展，将作者的倾向性强加给小说人物与读者，这样的创作方式只是作家个人思想的“传声筒”，而并没有从更为丰富复杂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也没有表现出一个丰饶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敏近期的创作有一些“席勒化”的倾向，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应该对她直面现实的姿态表示肯定，这在很多作家那里仍然成为问题，而鲁敏已经走出了她的新一步，我们希望她在直面现实的过程中，能够寻找到更加形象有力的艺术方式，从而可以写出更加成熟饱满的作品，也可以更深地切入我们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