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8时许起来，去参加浩然的“告别仪式”。打车到积水潭，坐地铁到复兴门转2号线，到八宝山，本来与郑恩波老师约在八宝山站东北口见，一起去，在那里等了他一会儿，没有见到，看看时间已晚，便问了问人，自己寻去了。在那里，又问到了东礼堂，往东走便看到了不少人在那里，然后看到了两幅长长的挽障，有人在后面扶着，一幅写着“浩然老师，我们永远想念您”，另一幅是“三河人民想念浩然老师”。我看到便知道是在这里了，还没到仪式开始的时间，人群在外面，三三两两的，我没有看到认识的人，便一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想吸一支烟，但打火机却突然打不出火来了，很奇怪，在地铁站旁还能打得着，不知为何打不出来了，只好忍着。

    不一会儿，黄纪苏老师打电话，说他也到了，问我怎么走，我说向东走，打电话时我便看到了他，向他摇手，他看到了，正好乌有之乡的范景刚也来了，他们说昨天来参加“旗帜网”孙永仁老师的告别仪式，也是在这个地方，黄老师说他一个外地的朋友，让他一定为她签个到，略谈了几句，我们三个便一起去签到，在签到时碰到了郑恩波老师，他也刚到。签到时，看到刘绍棠的儿子刘松萝排在队伍的前面。

    签完到，我们到队伍尾部排队，有人通知告别仪式从10点改到了10点半开始。我和黄老师、景刚在那里边等着边聊天，不一会儿，乌有之乡的郭为、王老师和两个女孩也来了。我们主要听黄老师在谈，主要聊了“农村剧场”开展活动的可能性，左岸开展内部版块的方法，周日关于浩然的讨论会等，还谈到了对李安与舒芜的看法。关于李安，黄老师同意他关于《色戒》的精华是床戏的看法，他从李安与父亲的紧张关系、李安在美国做“家庭妇男”的经历，认为床戏表达了李安压抑的心理与性心理，李安自述他既是易先生又是王佳芝，黄认为王佳芝代表了他作为一个弱者对“体制”（家庭、中国、美国）屈服并享受的一面，易先生代表了他作为“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维护体制并对弱者欺压的一面，二者矛盾地统一起来。关于舒芜，黄说以前并不理解舒芜为什么对妇女问题那么感兴趣，后来才知道他讨论妇女的贞洁问题，其实与他对自己历史上的行为（拿出信件出卖胡风）的道德焦虑有关，有一种自我焦虑的投射，而这是中国士大夫一贯的做法，将女人与丈夫的关系与君臣关系在一起讨论，这倒是解读舒芜的一个很好的角度。他还谈到一则新闻，说上海一个女性跟一家婚介公司签订合同，嫁给一个日本人，缴五万块钱，条件是她要一年内移居日本，还有钻戒等等条件，公司介绍了一个日本人，见面第二天二人就订婚了，三天后日本人回国，从此杳无音讯，这个女性状告婚介公司，这是当今社会风气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聊天时，突然看到曹文轩老师在前面，离得太远，想过一会儿跟他打招呼，但以后就没看到他，可能已经走了，我对城市里的丧葬方式不太懂，还是第一次参加“告别仪式”，不像我们农村里，参加的人还要多留一会儿。

     队伍慢慢向前走，大约有四五百人的样子，在进口处，悬挂着一幅对联，“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写得很不错，不知为何人所撰。慢慢进到门里，按照司仪的要求，四人排成一排，向浩然先生的遗体三鞠躬，然后到右侧瞻仰遗容，他躺在百合花簇拥的棺木中，很安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浩然，也是最后一次了。然后转到左侧，和他的家人握手致意。

    从灵堂里出来，景刚还要等一个人，我与刘景荣老师打电话（她是专程从河南来参加浩然的“告别仪式”的），她与袁老师也出来了。我跟黄老师、景刚告别，黄老师说他也回去了。

    我与刘、袁两位老师一起走，坐地铁到复兴门转1号线，到宣武门下车，到他们住的“如家”，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到下面去吃饭。谈了关于浩然的资料和“评传”的问题，《浩然全集》的问题，日记、书信等资料，以及浩然家人的一些情况，他们与浩然和他的家人很早以前就认识了，比较熟。还谈到了他们那套“文艺风云”书系所遇到的问题，05年那次会之后，他们只出了关于胡风的一本书，袁老师说等手头有了书稿，想再集中推出一批。袁老师想在北京设立一个工作室，目前正在联系地方，另外他还想推出一套“编辑家丛书”，我想起了周昌义的《文坛往事》，向他们推荐了。

   谈话到1点半左右，他们说到楼上再聊一会儿，我想他们很累了，就告辞了，他们送我到楼下，跟他们告别后，坐地铁到积水潭，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