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最后的文化贵族》，发现竟有那么多有趣的人与事，那么多独特的人生经历，这些平均年龄85岁以上的文化老人，在新旧中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沧桑，而今暮年回首，谈笑平生，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有很多不为外人知道的经验、体会与趣闻，经由访谈的形式娓娓道来，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性情、趣味与取舍，虽然称他们为“贵族”未必合适，但他们在精神上却自有一种迷人的精神风度，而在今天浮躁的社会风气中，这是弥足珍贵的，很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王世襄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是一位美食家，又喜欢玩，对古琴、金鱼、蟋蟀、鸽哨、葫芦、竹刻、鹰、犬、古董都很入迷，学问做得也都是偏门，他研究明代家具带动了一个热潮，如今他最关心的是鸽子，他认为肉鸽和信鸽都是外国传来的，“除了这两种鸽子，还有一种年轻人根本不知道的鸽子，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观赏鸽。中国的观赏鸽，在全世界的观赏鸽里是最好看的，因为花色最多，而且也很有历史渊源。”这样一位老人，仿佛是从《世说新语》里走出来的，那么潇洒、疏朗，而又自得其乐，可见玩物未必丧志，由个人感兴趣的小事物深入进去，也可以做出大学问，养成真人格，或许这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吧。

     黄永玉谈沈从文很出人意外，“有很多人都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因为他是我的亲戚。而成长过程中真正影响我的是左翼文化，从小就是鲁迅先生的木刻研究会，我们在党领导的木刻协会中成长起来的。沈从文是我的表叔，又同是凤凰人，人家很容易把我跟沈从文牵在一起。其实我在1950年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这种关系重新接起来，那是我很亲的亲戚，是我爸爸的亲表弟。两个事情：成长过程是左翼文化的影响，亲戚是我们尊敬的长辈沈从文，是这样子。”这样的解释，很可以破除一些研究者的牵强附会，让我们从当事人的角度，而不是想当然地看待历史，在这里，黄永玉没有因为沈从文今日的风光而趋附，也没有因为左翼文化的落魄而回避，而是道出了历史的真相，这是很客观的态度，很值得当下一些治史者深思。

     清史专家王钟翰，在燕京大学即以爱喝酒著称，还发生过与日本宪兵队斗酒的事件，“日本人爱喝酒，华田提出来要跟燕京大学的老师比赛喝酒，……司徒雷登就让洪业先生叫我去陪酒。宪兵队长华田也讲中国话，说今天比酒，全用瓶子喝啤酒，每个人喝10瓶。我觉得啤酒醉不了，就跟他比。结果对方喝了9瓶酒就掉到桌子底下去了。我喝了10瓶还没有什么时。……当时北京的一家报纸还登了一条一二百字的新闻《王钟翰奴斗倭寇》”，从这一件事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民族大义，而且可以见出其人的真性情，令人神往。

     此外，杨宪益与英国妻子戴乃迭的跨国婚姻，黄苗子、郁风在文化界的广泛交游，周汝昌读大学时与胡适的学术争论，８５岁的彭燕郊竟然会跟卖ＤＶＤ的小贩混得很熟，都很有意思；朱健写诗、编《词源》、晚年写文章，都并未着力为之，却成就斐然，沈昌文谈《读书》与《万象》的历史，钟叔河谈《走向世界丛书》，罗孚谈金庸与梁羽生写作武侠小说的起源，也都颇具价值；周有光谈解放初回国“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郑敏说直到７０年代末才与其他九叶派诗人“聚过两三次，都并不熟”，文洁若认可一生只做了三件事，“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这些都是既有趣味，也颇具史料价值的，可以让我们看到只有当事人才能道出的甘苦，而不同于一般流行的看法。

      这是一些性格迥异的老人，看着一篇篇访谈，仿佛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走进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每一个人都历经沧桑，都是特殊的精神存在，正因为特殊，才有着独特的美，仿佛一棵树，世界上不会再有同样的一棵，而正是这些姿态各异的树，组成了一个精神之林，支撑起了一片文化的天空。

《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

 南方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