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期，河南一些地区因卖血而导致艾滋病大幅蔓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与2003年的“非典”一样，不仅显示了疾病对人类的危害，也表现出社会、人性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阎连科今年推出的新作《丁庄梦》，即以河南艾滋病的爆发为题材，写了一个村庄怎样卖血，怎样因卖血而染上艾滋病，艾滋病人又如何生活的故事。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与阎连科出身河南有关，切身的观察与体验无疑刺激了他的灵感，但也与阎连科理解与思考世界的角度相关，他总是从疾病的角度，从具体的人与事出发，以隐喻的方式在总体上透视和把握社会、人类，《日光流年》如此，《受活》如此，《丁庄梦》也是如此。

但《丁庄梦》也有所不同。如果说《日光流年》中的喉病与《受活》中的残疾是抽象的，是作家表达思考的一种方式，只在寓言的层次上有意义，那么《丁庄梦》中的艾滋病，因其现实存在的社会背景，便既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有较为深远的寓意，在多个层面上结合起来，推进了作家对苦难的思考。有人曾批评《受活》是超现实主义的“狂想”，那么在《丁庄梦》中，阎连科则紧紧地扎根于真实的苦难，写出了现实中的喜怒哀乐，同时也写出了作家更为深远的忧思。

艾滋病是人类的重大灾难，如何去写这样一个题材，是对作家的一个考验。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艾滋病是与性、与发达国家，或大城市里某些亚文化群体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中国，它通过卖血这一渠道，延伸到了广大贫穷、落后的农村，农民的无辜与对这种疾病的无知、面对疾病的无力，无疑更加深了整个事件的悲剧性。而艾滋病在农村的传播与蔓延，在一个个生死考验的关头，也更凸现出了农村中所存在的种种矛盾，这里既有传统文明的痼疾，也有市场经济时代的弊端，当这些矛盾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便不能不令人瞠目结舌了。而作者的可贵之处也就在于，他并没有为艾滋病而写艾滋病，而是通过艾滋病来写农村，或者说是以农村的现实逻辑来写艾滋病，这样便避免了空想与臆造，而写出了他对艾滋病与农村的真实想法，既有现实感，也有尖锐性，这是贴着大地在写，也是这部小说较之《日光流年》、《受活》更胜一筹的地方。

小说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死亡之村：“死，每天都在各家的门口摇晃着，如飞来飞去的蚊，往谁家拐个弯，谁家就会染热病，就会在三几个月的日子里，有人死在床上去。”

而整个故事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小说以死去的“我”进行叙事，以“我”爷爷、爹和叔叔的故事为核心，写到了整个村庄在艾滋病爆发前后的事情。“我”爹丁辉是一个血头，先从卖血中谋得暴利，在村里人染上艾滋病后，又靠卖棺材大发其财，被村里人恨得要死；“我叔”本来帮“我爹”卖血，后来也染上了艾滋病，开始一门心思将艾滋病传染给“我婶”，后来又冲破种种障碍，在死前与另一个女病人玲玲结了婚；“我爷”是村庄里最有文化的人，也是唯一能有所思考、并为改善病人状况而努力的人，但他的努力既为儿子所轻视，也被村里人误解，在小说的最后，为求得良心上的安宁、解除对村里人的愧疚，他亲手打死了自己的儿子丁辉。而不久后，随着疾病的大爆发，村里人死的死，离开的离开，整个村庄也就荒无人烟了。

小说还写到了其他的故事：根宝得了热病，要娶一个没有得病的姑娘，全村人都替他隐瞒病情；有的病人在上交给自己吃的粮食里掺砖头、石块，生怕自己占不到便宜，没掺的人则后悔不迭；还有的病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竟然还偷病友的东西病人；贾根柱和丁跃进恩将仇报，费尽心机从“我爷”手中夺走村委会公章，有了公章，他们便瓜分了小学的课桌椅，砍完了村子里的大小树木，从上级政府领来钱款和粮食自己享受，等等。

整个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间地狱的悲惨景象，而之所以如此，并非仅仅是因为艾滋病，更是由于现实与人性的险恶，这比艾滋病更加可怕，对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加以讨论。

首先，是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发展地方经济，想起了卖血这一途径，在这一过程中，不考虑村民的利益，千方百计想办法卖血，完全没有想到会造成的后果。到丁庄来动员卖血的是教育局长，“全县各局、各委都到下边动员农民卖血呢，教育局分了五十个动员村，我这一到丁庄还没有动员几句就碰上钉子啦。”此后他采取了两手，一是带领村民到卖血先进村上杨庄参观，二是利用“我爷”在村里的威望，逼他动员全村村民。这两手很快奏了效，“丁庄轰的一声卖疯了。……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废针头。”而到艾滋病开始蔓延的时候，这位教育局长已升为了县长，也没为此受到任何处罚。可以说对权力的追逐，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成因。

不仅领导如此，在村民中也是这样。上述贾根柱和丁跃进争夺公章的事情，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到后来，他们之间又为公章给谁陪葬产生了争执，临死前的念念不忘，显示了他们深层意识中对权力的看重，这既源于他们受压迫的事实，而他们自身也受到了扭曲。在小说中，作者对村民的权力意识有着精彩的揭示，但对领导的责任却仅只是提到而已，这虽有所谓深刻的片面，却也将更为重要的问题轻轻放过了。

其次，是对金钱与物质利益的看重。在卖血大潮中，涌现出了丁辉这样独霸一方的血头，他们巧言令色，借助权力巧取豪夺，从血浆生意中敲骨吸髓。在卖血时，他欺骗村民多抽他们的血，还用一根棉棒给多个人消毒，这是疾病传染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到艾滋病爆发后，他们又从棺材生意上，从政府对病人的补贴中获利，无所不用其极。到最后他离开村庄，搬到了城里，住在仿古四合院里，吃的是人参鱼翅，屋子里堆满钞票。小说通过丁辉这一形象的塑造，揭示出了这些黑心人在整个事件中的恶劣影响，为了钱，他们不顾村民，不顾亲人，也不顾自己的脸面，良知和廉耻都被踩到了脚下，完全破坏了农村中的优良传统，这是新兴资产者的绝妙肖像。

最后还有村民的贫穷与无知。很多人都是因无知而卖血，最后染上艾滋病的。小说中的玲玲是因为“想买一瓶洗头膏”而卖血、染病的，而以前的村长不想去卖血，他的媳妇便在街上当众骂他，“都是因为你和骟了的男人样，连一瓶血都不敢卖。连半瓶血都不敢卖。连一滴血都不敢卖。血都不敢卖，你说你还算个男人吗？”小说中关于这方面的渲染还有很多，显然是作者思考的一个重要向度，这可以说延续了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但囿于国民性或人性批判的思考框架，而没有在更为具体的政治、经济脉络中展开，也不能不说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