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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
中华书局
在2004年,阎崇年与中华书局推出了《正说清朝十二帝》,据称年销愈30万册。今年他们又联手推出《明亡清兴六十年》(上),此书同样是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系列讲座汇集而成的,书的出版与“百家讲坛”节目的播出同步在9月初进行,据说这开创了“百家讲坛”作品与观众和读者同时见面的先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去年“百家讲坛”栏目推出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易中天“品三国”等栏目红遍全国,成了媒体与公众关注的热点,也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学术生产”的模式,即电视台、出版社与学者相互合作,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学者和他的著作集中介绍、推广,从而吸引公众的注意,形成某一时期的热点。这样的生产模式有弊有利。其好处在于能以通俗的方式将学术成果迅速推广,为广大公众所知,其弊端则在于为了可以被一般人接受,不免出现“学术故事化,学者明星化”的现象。在电视台、出版社与学者三者之中,电视台无疑是最具强势的,所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许多都是按照媒体的要求来运作的。这一模式对学术、公众和大众传媒的影响,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
《明亡清兴六十年》也是按照这一模式来运作的,此书在“讲故事”方面,可以说十分成功,读来好像在听“评书”,令人欲罢不能。全书写了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至清顺治元年(1644)福临定鼎北京的六十年历史,作者在书中以袁崇焕的起落沉浮为主线,不仅写了以明、清双方在辽东地区的一系列决定生死的大战,还写到了双方议和,写到了明朝的朝政危机、宫廷三案、炽烈党争,写出了六十年的风雨沧桑与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锐意进取的努尔哈赤,任性多智的皇太极,怠于朝政的万历帝,顽劣好玩的天启帝;功高跋扈的李成梁,雷厉风行的熊廷弼,等等。作者能将“大历史”与具体的人物、细节结合起来,将一应事件编织起来,组成一个波澜起伏、针锋相对而又悬念迭出的“故事”。作者扎实、深厚的史学功底,胸有全局的战略性视野,以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条分缕析的方法,为全书增色不少。
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局势的全盘掌握与分析,特别是对萨尔湖大战、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等重大战役,都作了鞭辟入里的描述与总结,他把明朝、满洲内部政局的状况、变动与二者的战争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内部的变化对整个局势的影响。比如在“宁锦大捷”后,作者以两章的篇幅来分析了明朝当时的政局,说明为什么袁崇焕在打了胜仗之后,还会被“遭讦辞职”:天启帝庸顽,乳保客氏、太监魏忠贤、奸佞朝臣这三股势力如何相互勾结起来,排斥东林党;东林党如何在党争中惨败,而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到了明朝的政局、辽东地区的战局和袁崇焕的个人命运,等等。作者的分析从大处着眼,对局部的千变万化有一种综合把握,故而讲来脉络清晰、眉目清楚。
但脉络过于清晰,故事讲得过于精彩,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否存在问题?讲“明亡清兴六十年”,以袁崇焕为主线是否也有问题?阎崇年先生对袁崇焕情有独钟,认为他“值得后人景仰的仁、智、勇、廉,及其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既是其时志士仁人的典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阎先生已先后出版了关于袁崇焕的四本著作,包括传记、论文集、史料集等,还实地考察了同袁崇焕相关的历史遗迹,如广东东莞(袁的家乡)、福建邵武(袁做知县的地方)、辽宁的锦州(宁锦保卫战的发生地)、北京(袁的祠、墓、庙)等。从好的方面说,阎先生凭借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强烈的历史感,为该书的撰述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但从另一视角来看,对于袁崇焕过于强烈的情感投入,是否也会影响全书的客观性?此外,讲“明亡清兴”,只以辽东战局为中心,却忽略了明末农民起义,忽略了李自成、张献忠,是否也有偏颇?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好在此书只出了上部,或许下部能弥补我们上面所说的问题。但这样分上、下两部出版,是否又借鉴了《兄弟》的模式呢?总之不论是内容,还是出版的方式,这本书都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