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姚霏在云南师大
□何松

      “九·一三”以后，“说谁是天才那是骂人的话，但说到姚霏这个词还是躲不过去，用学院派的话说，‘此人天生就蜗居在汉语的中心’，如果说真有那劳什子的话，他甚至连抵达的过程都省略了。”

      姚霏的写作活动，巅覆了大学中文系教授们经典的写作理论，姚霏和长期积累、勤学苦练无关，提笔就为中国贡献了一员先锋派小说的大将，姚老师的“降龙十八掌”不是笨小孩郭靖一样长期拜师学艺、苦练所得，而是像《格萨尔王》传的传人样，得某种神灵附体，哑巴样的牧人一觉醒来张嘴便口吐莲花，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着实吓坏了人。在中国最初的先锋派作家名单里，姚霏排名颇高，他前面只有马原洪峰残雪。姚老师成名的时候，几年后同样出现在先锋派作家名单里的另外两员大将——他华师大的同学刘勇（格非）和北师大的童中贵（苏童）同学，还都在为压在箱子底的一沓退稿信发愁。

       一九八五年，天才的先锋派小说家姚霏回到云南的时候，本土的另外两个天才——于坚和海男正在经历着周星驰电影《功夫》里那只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过程，他们也正在获得一双达到某种高度的天才的翅膀。这一年被于坚称为“本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激动人心的当然只是理想的文学或文学的理想。

      这年八月，姚霏一脚踏上了沈从文钱锺书汪曾祺穆旦们曾徜徉过的土地，不过那时它已被称为云南师大。校方理所当然的是以一个助教、而不是中国先锋小说家姚霏来接收他的。

      我们见到了姚霏，发现上帝在制造这个人的时候虽然有些节约材料，但却也不敢马虎，小巧玲珑的身材、五官，都安排得精致、到位，浑身透着一种精灵气。

     姚霏来到师大的时候，我正以一个“可教育青年”的身份在中文系读三年级。我上这所大学后的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文系一位教《现代汉语》的上海籍女老师告诉我：我认识你，你并没报我们学校，录取你，我们是开过讨论会的，你大概不知道，你的政审鉴定不大好。我们高考那年正好是外语百分计入，而我不考外语的总分刚好比旁边那所大学（云大）的录取线高出一分。师大最初的两年，“可教育青年何松”昏暗无比。写东西、入文学社也已是认识姚老师以后的事。

     姚霏的回归，马上给云南某个层面的文学带来了一股强劲的现代主义之风。姚霏成了现代派文学的象征。那年月，文学社满嘴现代派的才子们对那些“本民族第一个识字的并因完成了本民族的第一本书，而驻进某大院的”什么家们，往往是不屑一顾的，而姚霏是现代派，是现代派文学，因而那些文学才子、才女们和姚霏喝酒仿佛也就是在和现代派文学对饮，和姚霏吹牛仿佛也就成了和现代派文学对话，和姚霏打情骂俏仿佛也就是在和现代派文学调情，甚至师大文学社的那帮兄弟们在给姚老师打饭时也会获得一种“哺育了中国现代派文学”的满足。

      我不知道这个天才的作家在写出第一篇小说以前在干嘛，反正不会是在偷偷地“观察生活”、写卡片、练笔，为日后成为小说家做准备什么的。

     姚老师的写作有好玩的成份。关于你为什么写作这个世界性的问题，姚老师有过几种说法：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喜欢打架，而且很能打，后来见文学社那帮小子发表作品得了稿费有些好处，我也并开始提笔了；一次，姚老师又说：我个子矮要写上几本书踩在脚下把自己垫高点，鲁迅先生不是很高大么？又一次，姚老师又说：华师大夏雨诗社张小波那帮哥们后面常有些小女生跟着……

      常有文学青年来向姚老师请教文学、小说的做法之类，姚老师总是说得先学做人。是艺术家了，弄出来的就是艺术。是小说家了，写出来的就是小说。是齐白石画的虾、是徐悲鸿画的马，关键在于是谁画的，而不在于画了什么，张大千打泼了墨水也是艺术，因而你必须先使自己艺术起来，你要像个艺术家一样生活，像个小说家一样生活。于是便有一帮文学社的才子们开始学姚老师抽烟、喝酒、唱歌、留长发、睡懒觉……

     那年月，年轻的姚老师像只活蹦乱跳的青蛙，看上去很快活，只要是好玩的他都喜欢，他都爱玩。像于坚给他写的“我们的玩具是整个世界”一样，姚老师对这个世界，像孩子一样充满着天真的好奇。

      姚老师喜欢唱歌，天知道他哪学了那么多的流行歌，他喜欢唱罗大佑的、苏芮的，还有那年代最为流行的费翔的歌，偶尔也来几句英文的。罗大佑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第一次我就是听姚老师唱的。那两年，姚老师经常失恋，因而他唱得最多的一首是《只有分离》，几次在师大和教育学院之间的那条路口的一家小馆子里喝酒，姚老师都唱这歌，神情专注、投入，我们静静地听着，也跟着莫名的难受。那家小酒店，就是朱霄华回忆姚老师把老板娘的丈夫赶走的那家，离胡性能写《米酒店老板和他的女儿》那家八十多米，胡性能爱去的那家是在小街的中段，而这一家是在街口。那两年在这喝啤酒很方便，先是马路对面的教育学院在盖学生公寓，后是师大在盖新礼堂，这很重要，姚老师有句名言：喝啤酒的水平和厕所的距离成正比，而左右两个大工地都只在三十米以内，姚老师一次和什么人赌喝啤酒，喝到第三瓶时两人便不断地往工地上跑，最终是姚老师以12瓶——1瓶的微弱优势凯旋。班师回朝的路上，姚老师还很不服气地说：今晚没发挥好，在上海最高的记录是14瓶。像《美国往事》里的布鲁克林大桥见证了面条们的青春、友谊、背叛一样，当年打桩时我们还去撒尿的大楼，现在都已老得快要坍塌了。

      姚老师喜欢跳舞，但从不进舞厅，他在小酒馆里跳、宿舍里跳，高兴时在哪都跳，他从来只跳迪士高，他的迪士高有极好的节奏感，像抽筋一样，是几年后开始流行的街舞的师爷。

      姚老师喜欢足球，不是看央视5套的那种喜欢。刚到师大那阵，年轻的姚老师还亲自披挂上阵，而且踢起球来舍得玩命，像多年后荷兰国家队的戴维斯那样满场狂奔，有一次跑不动了，把他换作门员，这下可好，他一个鱼跃救球，撞上了立柱，昏死过去，被人送进了校医室。许多年后，姚老师那烟酒过度的身子骨，恐怕只能踡缩在沙发里面对电视为世界杯喝彩了。关于足球引起的还有那么一段，一天下午有课，刚从球场上下来的姚老师，来不及换洗，便穿了很脏的球衣走上讲台，让几个有轻度洁癖的女生到系里参了一本，从而在小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教师上课是否要注意仪表、形象的小小风波。

      我的乒乓球打得好，三十年前曾在某县得过少年组的亚军，而此后多年一直很少碰到过对手。那一年姚老师刚从上海回来，他说他会打乒乓球，正好他的办公室边有一球室，我便约他较量一番，第一局，我输了，便想是多日不练手生的缘故，没太在意，暗中使劲想搬回一局，不料第二局输得更惨。老姚打横拍，拉孤圈球，球路吊，扣球狠，我实在抵挡不住，输光三局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他毕业前曾获得过高校乒乓球赛季军，我也便输得坦然。据说在上海时有人问他：你最高兴的事是不是发表作品？他说是打乒乓球赢了的时候。他打球认真，大凡在输赢的事上他都很认真，不过有时也并非如此，他告诉我，他的棋下得相当好，要和我切磋一盘，我有些紧张，当初他可没说乒乓球厉害，我却输了，而现在他厉害的来了，我也只好舍命奉陪。先是围棋，还慎重地猜先，姚老师猜了黑棋，姚大师大概只记了个“金角、银边、草肚皮”的口诀，第一手就打在“一·1”上，着实吓了我一跳，估计他还有什么怪招，没成想，他是真正的低手，不过中盘他的黑棋就全部阵亡——他自言最厉害的围棋，我实在不敢恭维，至于说他的象棋下得怎样，我倒没领教过，想来他的中国象棋，不会有他写的小说《中国象棋》有名就是。

      姚霏成为后来的沧浪客，在师大便初现端倪的了，他有段时期常到凤翥街中段的一家书铺里租金庸的小说，一套套地抱回，通宵达旦地看，那年月正在玩深刻的朱霄华我们很不理解，一个先锋派作家怎么一下子就会被金庸迷住了呢？真是俗不可耐呵。而到九十年代的某个时期我们把金庸三十六卷雄文请回家里摆在枕边的时候，江湖上已经多了一个叫沧浪客的顶尖武林高手。当年爱和姚老师混武侠小说看的是中文系八六级的一个叫关伟的AB血型的小伙子。

      姚老师是那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率性之人。他舍得买书，每有稿酬和发了工资都要到书店抱上一摞，买得多，但书架上并不见得会多起来，每每借了出去就不知下落，甚至来喝酒的把他灌醉了都会顺手牵羊。有晚，在学校门口见到他买酒，说，来了几个朋友，而第二天晚上我过去找他时，便发现他新买的一套摆在桌上的硬壳的《徐霞客游记》不见了，姚老师说：会哪儿去了呢。

       一九八六年，姚老师宿舍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把现在被称为“老板椅”的玩艺，黑皮的，可以旋转、升降的那种，是姚老师用一笔稿费换来的。他书桌的墙上有几张32开从《外国文学》期刊上撕下的文学大师的黑白画像：海明威、毛姆、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四张，这个名单相当奇怪，我想应当是顺手找到贴上，营造氛围的意思，因为姚老师那时经常挂在嘴上的大师是福克纳、卡夫卡、马尔克斯、加谬。姚老师说：我操，马尔克斯又搞了个《霍乱时期的爱情》，古典的、现代的都让他玩绝了。姚老师又说：存在主义的文学，加谬才是大师，和加谬的小说比萨特那算什么。姚老师墙上贴的大师像，我认识两位，一张上写着：这是于坚。一张的面部被墨盖住，只露出一双眼睛，下面有一行字写着：我就是姚霏。

     姚老师不是那种刻意认真的人。有一年朱霄华我们约了他和诗人刘扬到中文系的阶梯教室搞一次关于现代派小说的文学讲座。可纳二百多人的一间教室，门口都挤满了人，大家以为姚老师要从詹姆斯、克罗齐、弗洛依德什么的讲起，而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夫之类也是绕不过去的，至少国内先锋派小说家有几个还是他的哥们，也可以讲讲的，谁知姚老师上去只是说汪曾祺，说汪曾祺是中国真正的现代派小说家，说《陈小手》，陈小手救了团长的女人，团长按理给了他一百块大洋，而陈小手骑马转身时团长从后面给了他一枪，“我的女人你能摸么？团长觉得怪委屈的。”咱各账各清。姚老师说这就是现代派小说。本来是姚老师主讲的现代派小说，却只匆匆讲了十多分钟便结了，倒是来捧场的诗人刘扬上去救了场子。我一直以为在整个八十年代云南的文学讲座中，最具感染力和煽动性的演讲者就是刘扬，刘扬的普通话好，演讲起来神采飞扬，激情洋溢，又善于调动听众组织高潮，让听者沉醉其中。诗人刘扬在九十年代初便远走深圳，据说成了中国第一代电脑批发商。按说给大学生搞文学讲座是应该有所准备的，至少也应拟个提纲什么的，而姚老师没有。那天，从足球场上下来，见我们已守在门口，说起，才想起有那么一回事，姚老师抹了把脸，就匆匆和我们进了教室。

      姚老师在师大安放过一张床，其中睡得时间最长的一张，是安放在校园西北角，离“一·二一烈士陵园”不到五十米的一间筒子楼上。此楼三层，建于五十年代，木楼板走上去咯吱咯吱直响。有一天早上，一个物理系的女研究生就是从这栋楼的三楼跳下去的。姚老师住的一间在二楼的中段，窗子开朝云大那边。那是一个没有个人生存空间和隐私的年代，姚老师和一个同样是华东师大（心理学系）毕业的男老师，就这样在一个十四平米的筒子楼的房间里同居着、同房异梦着。革命年代的房子设计者们，是用不着考虑人的吃喝拉撒这些形而下的俗不可耐的问题的，这栋楼——不，是师大几乎所有的宿舍楼都没有厕所，因而，姚老师的床下有一个小桶，桶底涂有黑漆，这家伙自然要比啤酒瓶好用，这是小解，可随便。大解，姚老师就得穿过四栋——住了一千多男生的一栋老楼，急匆匆赶上一百多米，到一个和铁路仅有围墙之外五米之隔的一间奇臭无比的大厕所，我永远弄不懂那列在每晚十一点半穿过师大校园的火车到底驶向何方，它发出的巨大的吼声，在那些年里简直就是一个纠缠着我们的恶梦，如果它经过时，你正好在厕所里蹲坑的话，你会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颤动，甚至连身子都会跟着摇晃。我住在四栋二楼的36号，晚上我们常在临近窗口的桌边下棋，很多次我都看到校园昏暗的灯光下，姚老师匆匆走过的身影。

      姚老师在云师大写的作品后面都喜欢加上：某年某月于冷斋，并写过一篇《老鼠和我的冷斋一夜》的小说。但“我的冷斋”——姚老师对师大显然是太过宽容了，姚老师在师大搬过三次宿舍，但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哪怕是十四平米的空间，充其量是摆了一张床和一张书桌而已。姚老师只在短暂的几个月里，拥有过自己的单间，是师大校医室的一间病房。八六年九月，姚老师突然从昆明失踪了。他随讲师团到了滇东北一个县城支教，要去一年。姚老师走了，我们都很想念他，想他的小说，想他的啤酒，想他的烟……忽然十一月底的一天，校园文学社里的群众都在奔走相告，说姚老师回来了。他是提前回来，见到他，我们都有些吃惊，姚老师解释说那鬼地方每年冬天都大雪封山，再不回来就麻烦了。好在他的学生的母亲有当医生的，给他弄了一张病休证明，让他提前回到昆明住院疗养，这样他便在师大校医室的病房里享受到了几个月的单间待遇。于是每晚便又有一些朋友来访，然后下馆子、吃烧豆腐、喝啤酒……

      姚老师在师大从来只有一匹钥匙，很多时候他都把这匹钥匙用一根线串起来挂在脖子上。

     我在龙翔路的邮局帮姚老师寄过一次稿子，是寄给《长安》的岛子，贴了十个八分的邮票。86年1月初的某日上午，我去敲姚老师的门，半天，姚老师才穿了短裤来开。正在睡觉的姚老师，脸色苍白，像生病一样。姚老师疲惫地说：刚睡下，昨天中午开始写的一个小说，刚写完。我见到摆在桌子上厚厚的一沓稿子，是《哭孩》，一算，天！三万字的中篇，二十个小时一气呵成。写完《哭孩》，姚老师像大病一场。

      姚老师这位云南师大最年轻的助教，在师大的这几年里用“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完成了作为中国先锋派著名小说家姚霏的经典之作。据我所知，除在华东师大写就，发表于《清明》的《烧炭老人》（此文回归了废名、沈从文、肖红以来一度失落的散文体小说的传统），《奔流》的《学院六人图》外，《人民文学》的《红宙二题》、《中国》的《被同情的人》、《北京文学》的《惘寂》、《上海文学》的《中国象棋》、《大西南文学》的《小城绿水》、《中国文学》的《老鼠和我的冷斋一夜》、《长安》的《哭孩》、《福建文学》的《城疫》（系列）等等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在文学还很NB的年代，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姚老师是哪一年离开师大的，我不知道。1987年我从师大毕业后，也便难得再与姚老师见上一面。后来，听人说他离开师大了，不教书了。后来，听人说，姚老师写武侠小说成沧浪客了。再后来，又听人说姚老师到深圳去了，姚老师又回来了。终于，今年春节，我见到了姚老师，几杯酒后，勾起了些许往事，写下这点文字，算是对八十年代的告别，或者说怀念。

      一晃二十年了，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