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美展之云南画家如是说
沧浪客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简称全国美展，是中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美术作品展览，平均约每五年举办一次，从1949年开始，迄今已成功举办了11届。
    日前，在由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经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被戏称为云南画院“五虎上将”罗江、李平、肖凡、杨正国、亚丽的作品终评入选。这一成绩创造了云南画院、云南美术馆近年来入选同一届全国美展人数的最高纪录，与全国同级别的画院等美术机构相比，云南也名列前茅。据悉，本次全国画展分不同画种，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举办，云南美术馆共有13位在职画家，全部参加了展览的创作和投稿，后经云南省组织的艺术专家评委会评审，最终8位画家的作品被选送到全国各展区代表云南省参展。
    在谈到云南画院为何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时，现任院长罗江先生简而言之：“因为有云南文化强省建设的强大背景，更因为有云南省文化厅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但我们知道，作为艺术创作，光有“背景”显然不够，且听专家和身临其境的“五虎上将”们之如是说——

李平如是说
（李平 1963年生、云南泸西人。 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现为云南画院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云南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红土地”是非常地域性的一个词。确定以这个地域特点为绘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因为我生活的这隅山水就是这样的，它的色彩热烈的、韵律跃动——雪岭高山、丘陵坝子、山村田间、牛羊牧野是我最为熟悉的图像符号，也是大自然给我的亲切感。我就想这样画，没有太多的程式限制。
    美术评论家、画家邹昆凌如此评说李平的画：他的作品是中西合璧的成功类型及意味；一是他的审美取向避开了城市和人的直接描述，专注于自然净土的诗性，同时以不可代替的乡土符号，改写了传统山水的概念和积习，创造了另一种新颖感和视觉活力。其次是他的绘画能得到主流和民间的认同，是从古代文人画里，拓展为更有普适性的话语，是中国画的一种延展和进步。李平的出生地和生活环境，是云南的泸西县，它是紧挨世界风景名胜石林的去处。那里的地貌跟石林有连续相似之处，人文风俗也差不多，但又有本土的特色。因此，李平从身边汲取的绘画素材，得天独厚，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他的《红土地》系列，就是从这片土地上升发的视觉诗篇。李平的画善于营造氛围，他的橙红的土色、矗立的青石峰、淡蓝的桉树和苍苍的马尾松、披绿缀红的山峦、青瓦白墙的村庄、硕壮的黄牛、木轮牛车、梯田……都是有地域符号意味的，都是激活视觉的，都是净土风物的极品，都是诗画的原素。李平在这样的地貌风光里，提升他的幻想，真是如鱼得水。于是，他画乡土的四季，画它的晨昏，画它的人居风景庄稼牲畜山峦；李平的画是细腻的重复的絮叨的，他的勾勒、皴法，是密布硬扎的，这种画法，是他独有的西画与国画的结合，也成了他个性的体例，虽然其削弱了传统笔墨，但他的色彩的铺张和幻想，让他心中的乡土气息更加浓烈醉人。他画面上饱满的乡土，丰富的细节，兼有了绘画和文学魅力，那些细节都是最妙的散文，那种色彩真是浓情的诗意，而李平的画，他的造型有适当的变形，有国画的写意，也有西画的写真，是两者的契合，不尽是中国画的纯符号化的，而他在画中横向应用的他发明的“风线”，那隐约的波动感，让他画中深厚红土上的玉米、葵、烟叶、草木、炊烟，都因风线或风感而飘动，它增加了画面的美和运动，这里提及，因为风线是李平作品的创意。

亚丽如是说
（亚丽，1973年1月生于云南，现为云南画院专职画家，三级美术师。先后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附中和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2001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助教班。油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性美术作品展览并获奖。）

    中国传统山水画崇尚写意，通过意象的造型，意象的空间结构，追求意境的表现，在中国山水画绘画思想的影响下，我的风景油画放弃了西方绘画中写实性的描绘和一段时期抽象造型的尝试，从中国山水画思想中理解和寻找油画“意象”造型的途径，也放弃了西方绘画几何透视的三维空间表现，以一种自由的、宏观的观看自然的方式寻找空间形式与审美情感的连接。
    油画作品《沙林》（入选第三届中国油画展精选作品展）是我最初的尝试。画面由山、树林、天空、河流、石块组成，保持油画色彩造型的特点，弱化明暗体积的处理。单独看每一个物象都是平面化、抽象化的色块，组合在一起却呈现出一种具象的景致，现实（象）与想象（意）的微妙混合让我心中的“意象”呈现出单纯、安详的气氛。油画作品《马帮之一》（入选“风景·风情”全国小幅油画展获优秀奖）中的马帮以平面化的丰满密实的色块层层塑造，抽取了马的典型特征，马队鱼贯而行，重叠交错。为了表现马帮行进时的连续性，我省略了马的后腿，这是让人奇怪的效果，却让我的直觉意象得到表现，体验到了古人“笔不到意到”，“不似之似”的意蕴。
    《沙林》的空间是平面空间与纵深空间的结合。抬高的山头统领着向下展开的平面化的山坡，山坡中间横向而出的河流（黑色粗线条）打破了山坡的平面化效果，线条（河流）的弯曲度暗示着从前至后的纵深空间，山坡上大小不一的点、线、色块表现树、石块，进一步确定上下，左右，前后的空间关系。油画作品《古道月色》（入选全国第三届青年美展，中国美术馆收藏）在空间处理上是一件与《沙林》相似的作品。不同的是在这幅画中河流不是横向的，而是从上而下直立于画面的，它与抬高的山坡一起消解了几何透视关系，景物的纵深空间是依靠植物的前后重叠排列来显现的。整幅画是俯视与仰视的结合，加上横向行进的马帮是正侧面的观看，所产生的空间效果对意境的表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古道月色》中的意象造型和意象空间形式加上斑驳的色彩，厚重的肌理，黑色剪影式的花草树木，明亮的月光，闪烁着光芒的河流，穿过土桥的马帮，所有的一切展现出安详、优美、神秘的意境。我愿是那赶马帮的人，去体会它们旅途的欢乐与辛劳。
    从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受中国古典诗歌、文学、哲学思维影响，有着独特的感知方式和直觉经验，超越客体自然和主体局限。综合了人文、视知觉、心理、宇宙自然观、生命观、伦理价值观，富于想象力的创造性的表现，深深的影响了我的心灵，使我的风景油画从表现形式到精神取向都发生了质的改变，呈现出“意象风景”的面貌。

杨正国如是说
（1964年10月生于云南砚山，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现为云南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二级美术师。）

    改革开放30年来，我省的交通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从省城到地州、从地州到乡镇，公路在不断的延伸，而加油站则是公路沿线的一道亮丽风景，加油站给我们带来了旅途的便利，同时，加油站又是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建筑标识。由此，我把我的创作主题锁定在这一题材上，从一个侧面反映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于是我往返于昆明、文山寻找我要表现的对象，拍照、写生，大量的素材准备完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笔墨再现出我自己的感受。显然完全用传统山水画的诗意图式来表现这一现代现实内容是不适合的了，但又不可能完全与传统技法隔离，必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一个结合点，在保留一定传统笔墨语言的基础上，我把传统的折带皴法用中锋放大，强化笔触的冲劲，同时，吸收西方的画面空间处理，以及现代绘画的构成形式，有意把主体安排在画的一方，尽量拉大与天空的比例，造成一种简约开阔之感，天空中滚动而来的白云与下方的主体形象——加油站造成一种心理暗示上的力量感，用近景被风吹动的树木和远景的山丘凸现地域特征，画题《加油站》的另一引伸意为：为了建设我们的家园，我们要努力、加油。

肖凡如是说
（1970年9月生于云南曲靖，国家二级美术师。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1996年结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现为云南画院专职画家、云南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特聘硕士生导师。）

    《梅里雨晴图》是一幅在旧稿基础上重新创作的中国画作品。动笔前历经数稿，最后确定以滇西梅里雪山自然山水特点为内容，以传统中国水墨技法为表现形式，并适当引入西洋风景画画法，力求风格上出新意。天空的色彩处理，满密的笔墨铺陈，黑、白、灰的强弱对比，都服务于画面之整体，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方寸之间也尽显功力，局部之动人处、虚实、疏密之对比，在处理手法上，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是一幅神清气朗、不失传统而又出新意，清明秀润而又耐人品评的优秀的自然山水作品。

 罗江如是说

（1959年生于云南楚雄。先后毕业于湖南省工艺美术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别获学士、硕士学位。现为云南画院院长、云南美术馆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当代中国画》编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兼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刻字委员会主任。云南省文学艺术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

    红土高原上的彝山彝人，是一种伟大的生命现象，对它们的表现本质上是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与张扬。面对那些崇尚黑色、图腾与火的人们，他们粗犷的性格，奔放的性情来自生存环境的磨砺和熏陶，那一张张爱憎凝聚，喜怒交加，欢乐与惆怅集汇的面孔是生活的写照，也是人格的历史。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著名画家刘大为认为，罗江始终都以生活在云南红土地上的彝族作为他创作的主题，而且在每年的展览中都推出新作，很放松，创作风格和个人面貌也越来越强化了。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优点。说他强调个人面貌，是指他的画面比较粗放，比较自然，比较随意；说他始终以彝族生活作为他的题材，是指他带着一种真诚的感情去表现他熟悉的生活。罗江将来需要努力的是，在形象刻画上保持个性化的同时更深入，更完整一些。加上环境的放松，画面的效果会更好。
    而《美术观察》副主编、著名美术评论家李一则评价说：“在当今的画坛上，罗江的用笔用墨是粗犷的。他追求一种原始的、原生态的美，作品非常大气。他的画虽然表现出地域性的特征，比如人物的颜色、服装的颜色，包括整个环境的颜色，但已经完全不是局限于地域性的表现了。他实际上是在探索中国画笔墨和造型之间的关系。不是说他的作品完美无缺，他还在探索，但他的路子走得对。”

吊诡的脓疮和痢疾
沧浪客

    开始的时候，李成只是个手艺不怎么高明、脾气很大的剃头匠。他常常把人家的头皮拉出血，又拒不道歉，很多人头皮结疤之后就咒骂他迟早要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李成果然就满身长了脓疮，久治不愈。把剃头赚来的钱花光之后，李成将自己当做死马医，到田间地头捡了些甲骨片碾成粉末涂在脓疮上，结果死马变成了活马——李成发现，那种粉末不仅治好了他的脓疮，还可以止血。这个狡猾的剃头匠从此不再剃头，而是变成了药商，他将那些随处可得的甲骨片收捡了来，取名“龙骨”，批发给药店，终于发财。一开始，药店老板们要他把甲骨片上的刻痕用刀刮去，但后来“龙骨”的需求越来越大，李成不愿意再将每一片甲骨上的刻痕刮干净，药店老板们也听之任之。幸甚！
    这样就到了公元1899年。那年夏天，大清朝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害了痢疾，那肚子拉得凶，从夏天一直拉到秋天。王懿荣虽然是个金石家，但他毕竟不是金石，也架不住这么拉啊！把他当了死马的家人最终找到一个江湖游医所开列的方子，发现其中有味药叫“龙骨”。药从达仁堂如数被“请”回来后，“死马”王懿荣不抱希望地拈了一片已经捣碎的“龙骨”来看，突然就被吓了一跳：这上面怎么会有类似文字的刻痕呢？金石家王懿荣让家人马上再去那家药店，把剩余的“龙骨”全都买来，发现有的刻痕已经被人削平，而有的依然类似文字——虽然不同于“籀”和“篆”，但王懿荣判断，这些刻痕十有八九是古代的一种文字。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龙骨”上的刻痕就是甲骨文。因为李成的脓疮和王懿荣的痢疾，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被大大向前推移。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初李成遂遵从药店老板之意，将“龙骨”上面的“刻痕”刮去，致使我们今天都很头疼：到底有多少“商代历史”被病人吃进了肚子里？而“商代历史”又治愈了多少人的怪病？这个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王懿荣活过来后，就开始满京城搜寻那些非同寻常的“龙骨”，他还请古董行的朋友们帮忙，以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共得1500多片。后来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亲率皇室仓皇逃遁，“国欲破，家不存”之时，年未花甲的王懿荣义不独生，他把自己收藏的甲骨交给好友刘鹗（《老残游记》作者）之后，服毒坠井而殁。后来刘鹗秉其志，使所藏甲骨增至5000余片，并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公开出版，由此而开启了中国独特的“甲骨学”……可见，剃头匠李成的“龙骨”医治了人们肉体的病痛，但其所遮蔽的，其实是人类的愚昧；而金石家王懿荣的“龙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人类的不愚昧，但作为个体，他付出的代价未免也太过沉重。然而他俩注定不可能并列世间，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吊诡与真实。

梨花带雨或者花枝乱颤
沧浪客

    当这一切烟消云散，文学又回到文学本身，很多年之后，人们将会发现，在搞乱人文价值体系和促使中国人精神退化的进程中，吴怀尧及其中国作家富豪榜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的恶劣和惊悚，其所宣扬的“向通过汉语写作合法致富的作家们致敬，他们是汉语尊严和自由的捍卫者”，又是多么的阴险和乖张：挑唆每一个写字的人，以“捍卫”的名义，像榜单上的人那样肆意践踏汉语。
    谁都知道，眼下，文学仍在难以自处的精神困境中挣扎，而基于文学自身的社会评价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关于当代文学和作家真正的评价只能在民间和大地上流浪，似吴怀尧此等文化掮客，于是拥有了自己的投机空间，类似逐到了腐肉的苍蝇，虽然下蛋生蛆，把腐肉蚀得更臭，但你居然不能对他直斥——若无腐肉，苍蝇所能何为？充其量，如同王蒙宣称的“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期”一样，中国作家富豪榜，只不过再次呈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们评价的歪曲。
    姑且不论荣登“富豪榜”的作家，他的年度创收究竟有多少来自创作，在这个花枝乱颤的时代，我们也不苛求什么“作家的真正财富应该是精神的富有”，仅从“捍卫汉语尊严”的角度，看榜单上文字工作者们，为了眼球效应，他们制造了多少迷惑大众神经的情欲爆米花和哲理迷魂汤，那就足以令人心惊胆颤。而作家富豪榜把“稻粱谋”推崇为作家们的主流价值取向，致使作家精神流失，文学价值畸变，这难道不更令人愤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任何评论吴怀尧及其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文字都是可耻的，而那些一哄而上，为探究人家的版税数额是否准确不惜嗡嗡尖叫者，就不仅可耻，而且可怜。
    始终认为，文学的力量被退化为版税的力量，只可能发生在即将溃烂的社会，幸好据我所知，眼下关注吴怀尧及其中国作家富豪榜者并不众多，真正的文化守望者，他们站在边上琢磨这样一则坊间传言：某城市的某家大型会馆，坐台小姐众多，某年年底，她们搞了一次创收排行榜，甲乙丙丁得以成为四大花魁，她们踌躇满志，只等来年大展媚风，殊不料，次年再无“先生”召唤。四大花魁细探原委，有“相公”偷偷告知：一、怕钱包被你们轻易搞定。二、都说你们被上得太多了，脏。结果，“相公”发现了她们的背影轻颤，但不知道人家是花枝乱颤还是梨花带雨。

窗边麻雀冬日有所思
沧浪客

    冬日约饮，友人未至，而窗外麻雀叽喳，南宋诗人杨万里之诗题名《寒雀》者因之扑面：“百千寒雀下空庭，小集梅梢话晚晴。特地作团喧杀我，忽然惊散寂无声。”意趣颇与“两个女人等于一千只麻雀”同妙，不觉莞尔。于是开窗，看树间上蹿下跳之雀们，俨然像煞没心没肺傻乐的小学生或下岗女工，忽有感：鸿鹄，安知燕雀之志？
    此念既生，疑窦迭起。鸿鹄者谁？陈胜？曹植？按理当是。《史记》里都说，陈胜小时候，某天在垄上耕作久了，相当郁闷，就和旁边的穷哥儿们说，等哪天谁暴发了，可别忘了其他哥们啊。谁知他那些没出息的兄弟说，你一个种田的穷小子，还想暴发？陈胜于是发下千古之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果然，陈胜后来闹事，把自己搞成了“鸿鹄”，然后就凶残贪婪、刚愎自用、贪酒好色起来，最终被自己的车夫给杀了。而写出诗句“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的曹植，虽然才高八斗，却于立储争斗中败给曹丕，以至于被多次迁封，去世后谥号“思”，意思是“想得太多”……可见，在鸟部落，做鸿鹄者想的必然多，而想得太多者，下场也不一定很妙。
    那么安于麻雀身份又将如何？遥遥传来郭老的诗句：“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此诗题名《咒麻雀》，轰动于“除四害”时全国人民奋起打击麻雀之际。又由此诗，联想到著名的鸟类分类学家郑作新夫妇——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被列为“四害”之时，郑作新带领助手们泡在河北昌黎和北京郊区，进行了一年调查，共解剖了848只麻雀，对它们胃里的食物进行鉴别、分析、对比，得出了麻雀食性的大量数据。而郑夫人陈嘉坚，则在阳台上撒粮食喂养麻雀以计它们的食量。他们最后发现，麻雀吃杂草的种子，吃昆虫，只偶尔才吃点人类的粮食。“除四害”四年之后，1959年春，因为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并被证实与麻雀被人类谋杀殆尽有关，生物学家们便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这才由中科院以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的名义，专门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报告，麻雀们方始寻到一条生路……又可见，做麻雀，命运益发凶险。
    鸿鹄前景难测而麻雀命不由己，那么在这片土地上，你选择做什么鸟？我被如此自问折磨正酣，事先约定到家畅饮的友人已至楼下院中，他高呼我名，惊得一树麻雀不知死活地飞向我家对面的省安全厅。其情其景，似正应和了苏东坡之《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于是我吟出声来：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踏散芳英落酒卮。痛饮又能诗，坐客无毡醉不知；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着枝。
    吟毕若有所思。是日微醺。

在寒冷的日子里
沧浪客

    前几天，全国都冷，人们把自己包裹得很厚，哆嗦着嘴唇说话，因此就经常词不达意，言不由衷。正是在这种时候，娇娇带着她三岁的女儿来到昆明，很矫情地说是为了“投奔春天”。发现昆明也冷，她说，怎么“春城”也这么不春城？我说，那是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传说了。我原本是虚晃一枪，没想竟触动了她的某根神经，突然间变得无比深沉。
    娇娇是个才女加美女，五年前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时候，本来是可以到省电视台工作的，但她选择了那时老家刚刚成立的县电视台。整个电视台，满打满算，加上守门的，也才七个人。娇娇身兼总编导、主持人和摄像助理，“忙得像只七星瓢虫”。据我所知，这只七星瓢虫简直搅乱了当时的小县政坛——至少搅乱了县城里未婚、丧偶、鳏居的政坛要员们的心——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事业，娇娇匆忙地把自己嫁给了他们的台长，又匆忙地要了孩子，然后折回头来，“一定要建成全国最好的县级电视台”。娇娇的台长老公其实也是个英俊才子，结婚没多久人家就当了副县长。在副县长老公的大力支持下，娇娇生发了许多创意，拍摄播放后大都获得了如潮好评。我以为娇娇在老家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没想到，全国最冷的时候，到昆明来“投奔春天”的她深沉半天，突然说：真是冷啊，所以我辞职了。我大吃一惊，老家在滇北，小县城的平均日照在全国排名第二，不算特别冷啊！
    “是心冷，”娇娇说，“连我三岁的女儿都知道，她老妈什么也不是，还不如她老爸那个二线演员。”什么二线演员？见我不解，娇娇解释：“咱们台的所有观众，都只认一个理儿，书记、县长、县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是我们台的一线演员，副职们是二线演员，各部委办局的那些头儿则是三线……”我大笑：“对你们那种小屁台而言，这是事实嘛，你用不着辞职吧？”她说，当然，但还有更过分的呢。
    娇娇说的更过分的事情是，她借鉴参考美国和欧洲电视台的成功范例，策划了一档节目，让小学生们畅所欲言，对时事发表评论。“童言无忌，发散思维，令人捧腹却发人深思，那种效果，嘿！”挺好的呀，我想。“可是，”娇娇说，“咱们从完小一年级里特意挑选的那几十个平时最淘气的孩子，集合的时候闹翻了天，可一开始录制，面对摄像镜头，完蛋了，个个都‘无比正确’！我问他们梦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猜他们怎么回答？——‘对社会有用的人’、‘为国争光的人’、‘爱党爱国的人’……这还是孩子吗你说！”我承认自己笑得尴尬。待娇娇说她耐心启发孩子们，说，同学们说的都是伟大的理想，很好，但我想听听你们自己的小事，私人的愿望，比如爱吃哪种巧克力？最想去哪儿玩？谁跟你最好？最爱看什么电视节目？……经她层层剥茧之后，终于有个男孩壮胆说出了梦想：“我想每天都吃麦当劳！”娇娇正谢天谢地呢，那男孩接着说：“天天吃麦当劳才能长得强壮，我好去保卫祖国！”听到美国快餐食品也能如此瞬间神圣，我再也笑不出来。
    事实上，娇娇说，那一刻她感到了彻骨的寒冷，“才六七岁的孩子啊，就学会了给自己那一点点欲望戴个高大的帽子！他们爱国与否难说，但虚伪是肯定已经启蒙了。最可怕的是，他们已经形成了坚固的思维定式，你说，我们电视台还有个屁用没有！我不辞职还留着干嘛？”我无法回答。当然，不开口或许才最好——我说过，那几天全中国都被压缩成了一个字“冷”字，我也得哆嗦着嘴唇说话，如果开口，不免也会词不达意言不由衷。

小说选刊 突出重围
沧浪客

    《小说选刊》即将走过它30年的倥偬岁月了。
    在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小说选刊》的月发行量始终在一百万册以上，最高达到150万册，是当时我国文学选刊类杂志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在社会各界和读者心目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但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网络的普及、影视产品的剧增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文学期刊遭受重挫，生存维艰，但从四年前开始，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小说选刊》杂志，由于坚持“现实关照、人文情怀、独特视角、中国气派”的办刊宗旨和“贴着地面行走、与时下生活同步”的编辑理念，在强调艺术性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可读性，使这本素有“文坛风向标”的国刊如今更加厚重、更加权威、更具震撼力，也更加贴近读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思想深度上的改变，都得到了市场和文学界的一致认可，获得了全面的成功——2008年12月，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的“《农村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79种期刊”里，《小说选刊》成了名副其实的名刊；2009年，《小说选刊》又入选了80家“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昂首踏入中国80家最畅销优秀期刊行列——中国文学类期刊方阵中唯一享此殊荣的佼佼者！成功地突出了文学期刊发行低迷的重围。
    为此，在2009年金秋《小说选刊》一年一度的办刊座谈会上，该刊主编、编辑和与会的作家们都有话要说。

继承创新回馈社会

    浪客：据我所知，从1989年8月到1995年6月，《小说选刊》因故停刊长达六年之久，请问你们是如何起死回生的？
    李朴（《小说选刊》杂志编辑）：因为那次停刊，我们杂志原有的读者群体因无法订阅和购买到，到1995年复刊后，原有的市场份额和空间已基本被其他同类刊物挤占，发行量锐减。正是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之中，2006年，改版后的《小说选刊》在新任主编杜卫东的率领下，遵从文学与办刊规律，在尝试与实践之中，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积极寻找生存之路，研究人生，关注民生，为老百姓代言。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小说选刊》才最终成为了一份老百姓愿意看，喜欢看，看得懂的文学期刊。
    杜卫东（《小说选刊》杂志现任主编）：《小说选刊》之所以能够在低迷的文学期刊市场中率先成功地实现“突围”，主要因为：《小说选刊》成功地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刊物发展的管理与运营模式；杂志社运作的各环节资源配置合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高效、年轻化的编辑队伍，既保证了相关政策的良好执行，又有利于新理念的灌输和新思想的吸收，使刊物的风格更能贴近时代、阅读趣味性更能满足读者需求。
    李朴：基于对读者的尊重和保护读者消费权益，我们还适时推出的“零风险订阅”政策。
    浪客：什么叫做“零风险订阅”？
    李朴：就是读者订阅《小说选刊》，如果不满意，可以凭邮局原始订单和保存完好的十二期刊物不问理由全额退款！这在全国期刊界是首创，也是独创。这项措施的实施与推广，为《小说选刊》赢得了广泛的美誉，也使《小说选刊》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更新”的功能，保证和促进了《小说选刊》的可持续发展。
    杜卫东：更重要的是，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小说选刊》不忘回馈社会。当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杂志社就及时地以专辑的形式编发了许多鼓舞和激励灾区与灾区人民的优秀作品，并且组织全社员工积极捐款支援灾区。而在接下来的全国支援灾区重建的过程中，杂志社又推出了大手笔，联合广大读者和作家，向灾区援建一所希望小学。

又快又新全面推进

    浪客：除“零风险订阅”外，在具体操作上，你们都采取了哪些手段，才使《小说选刊》真正地与其他文学期刊相区别，成为众多文学期刊中最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大众读物？
    杜卫东：就说选稿吧，我们突出的是“快”而“新”的特点。四年来，《小说选刊》总是把内容最健康，思想最先进，艺术最上乘的小说在第一时间推选出来；总是把读者最期待，最需要，最喜欢的小说在第一时间推选出来！《小说选刊》时刻牢记又“快”又“新”，用最快捷的速度，把最新鲜的优秀小说，完整而且是毫无遗漏地呈现给广大读者。
    李朴：在发行方式上，《小说选刊》的特色是全方位推进，然后各个突破，再巩固阵地扩大战线。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发行方式：立足主渠道，巩固二渠道，拓展特殊渠道。主渠道历来是期刊走向市场最快捷、最宽阔的通道，《小说选刊》一直重视并充分利用这条通道。与些同时，《小说选刊》积极利用二渠道灵活、畅达的特点，把发行的触角延伸到了四面八方。在拓展特殊渠道时，采取把向发行的策略，盯紧目标，各个突破。如此多种发行方式结合进行，有力地扫除聊发行盲点，使我们不停地向着“有读者的地方，就有《小说选刊》”的目标步步挺进。
    杜卫东：还有一点，《小说选刊》视读者为上帝，特别重视与读者的关系，倾听来自读者的声音，对于每一封读者来信，主编都认真阅读，并亲自主持专为编读之间相互联系而设立的“说话”栏目，选出有代表性的信件予以刊登，真正做到了编、读、写三者之间的良性交流、互动。同时还广泛、高频率地发放“读者意见表”，把评判的权利交给每一位普通读者。在集思广益之中，不断完善《小说选刊》。

名刊畅销一枝独秀

    浪客：我们注意到，从2009年第8期开始，《小说选刊》杂志有了小小的“变脸”——在杂志封面右上角出现了一个灰底红弧的精美图标，下面写着“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在《环球时报》《中国电视报》《体坛周报》等畅销报纸和《半月谈》《三联生活周刊》《新华文摘》《中国国家地理》等畅销刊物的醒目位置都有同样的标识。这是怎么一回事？
    李朴：《小说选刊》跟你上面提到的那些知名报刊一起入选了80家“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而且是入选的80家畅销报刊中的唯一一家文学期刊。这个图标就是“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的统一标识。
    浪客：“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
    李朴：那是中国邮政从上万种邮政发行的报刊中，根据发行量、市场认可度和发展潜力等因素，在集中全国各省邮政报刊发行部门推荐意见的基础上，精心筛选而产生的知名报刊。对入选报刊，中国邮政将集中全网资源，以先进信息技术为支撑，为上榜畅销报刊提供优质优先服务，为读者提供产品、价格、渠道、售后等全方位便捷服务，进一步做大做强报刊社，以实现邮政与报刊社“双赢”的目标。
    浪客：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小说选刊》能一枝独秀，入选“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呢？
    杜卫东：这取决于，一、《小说选刊》的品牌价值高。《小说选刊》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唯一一家国家级大型文学选刊，1980年由茅盾先生倡导创刊并题写刊名，自成立以来就以精心遴选全国各地文学期刊的优秀中短篇小说作品为己任，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作品，许多作家就是通过《小说选刊》推介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历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小说选刊》选载的作品获奖率始终在80%以上。二、《小说选刊》的市场潜力巨大。由于《小说选刊》在中国文学界的权威性，其发行量在文学期刊内始终名列前茅，再加上质量硬，服务好，杂志发行量得以以两位数的速度稳步攀升，在文学刊物极不景气的当下期刊市场，堪称“奇迹”。
    浪客：来年，《小说选刊》有何打算？
    杜卫东：在即将到来的2010年，我们将继续高扬《小说选刊》的文学主张，坚持内在精神与审美品格高度统一的选稿标准，为广大读者和文学事业，奉献一贯的爱与真诚。

名作家们的《小说选刊》情结

    浪客：请问您是怎么和结缘《小说选刊》的？
    乔叶（著名女作家）：几年前，我预谋由散文创作向小说创作转型。下定决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邮局订阅了《小说选刊》。其实在这之前我就是《小说选刊》的老读者了，不过态度不够专业，只是零购。想起来就买一期，错过了也就算了。这次之所以要专程订阅，我是想郑重地告诉自己：在中国，对于一个想要从事小说创作的人来说，《小说选刊》无法回避。既然无法回避，那就主动选择吧。
    聂鑫森（著名作家）：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读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同学中写小说的甚多，邓刚、吕雷、孙少山、朱苏进、乔良、刘兆林、唐栋、张石山、简嘉……他们的小说常被《小说选刊》转载，有一种亲切感，也就兴致勃勃地阅读起来了。除此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我自已的小说也忝列其中，出于那么一点可爱的“私心”，也对读《小说选刊》兴趣盎然。
    葛水平（著名作家）：1985年，我还在上学，有一次借了一本书看，是当年的《小说选刊》第五期，上面有陆文夫、王蒙、赵本夫、苏叔阳、刘索拉的作品。这年5月的《文汇报》上有评论家为刘索拉的中篇《你别无选择》“叫绝”的文章。那时候的我还没有赚钱的能力，看了那一期的小说后，心潮膨拜得很，想独占了那本《小说选刊》，私下里就决定不和我那朋友见面，不见面她就没法找我要书了，我就可以留存起来。我果然就留存起来了，但是，我因这本刊物惹了一个人。我现在还留存着这本书和半张夹在书里的《文汇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开始订阅《小说选刊》，直到现在。
    浪客：请谈谈《小说选刊》在你们心目中的印象。
    阎连科（著名小说家）：如果把几家优秀的小说类选刊做个比较，那么我的感觉，《中篇小说选刊》是一片老土，《小说月报》是老土上的一片林地，而《小说选刊》，则是这林地中的一株大木高树，一切都错落有致，各有自己的天地与根基。
    聂鑫森：记得1987年的某期《小说选刊》，一次性选了我一组短篇小说，并由编辑先生作评语予以鼓励。我从写小说始，喜欢写那种旧时代古城人物的生存形态，评论家谓之“文化小说”，当然是少有轰动效果，但《小说选刊》却投以关注的目光，也就使我在这条路上执拗地走了下去，至今犹让我铭感不已。
    葛水平：《小说选刊》告诉我，小说是一种随意性，而选刊是一种肯定性。当自己喜欢的东西被肯定时，被肯定的事情就是适合自己的牙和胃的食谱。我写小说，生命的美丽和风采因为小说的展开而美丽、而风采。发表小说被转载就像肯定一个人活着的价值一样，是最能给人安慰的一种精神动力，是文学作者的此岸，也是彼岸。此岸是喜好和理想，彼岸是意义的升华。追求在此岸，肯定在彼岸。
    乔叶：好小说是地下的煤。煤到了地面就是火焰。以此而言，《小说选刊》的编辑们其实就是采摘火焰的人。而我们这些阅读者，每拿一本《小说选刊》回家，就是捧着一束火焰回家。这束火焰没有噪音，不会停电，变幻无穷，又朴素真挚。只要有一颗心在，就可以与它的光亮撞击。这些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火焰啊，每一束都是作者和编辑的心血结晶，饱含着他们共同的沉甸甸的责任和情感。

（原载《春城晚报》2009年11月16日B10版）

武林出了个沧浪客
《生活新报》记者 温星 吴念

 
    沧浪客挥舞三尺龙泉，在空中划了一个圈，然后，摒息凝神，还剑归鞘。曾经在武侠文学界叱咤风云的他，矮小精瘦，回忆起当年一鼓作气连续创作40多册武侠小说的辉煌，他那双酒后泛着雾意的小眼睛突然精光暴射，俨然是一位修炼深厚的内家高手。
    作为曾经被誉为“大陆武侠第一人”的武侠文学大师，沧浪客脱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名动中国文坛的先锋作家姚霏。那个年代，由金庸的系列作品及电影《少林寺》发轫，开创了一股风起云涌的武侠热潮，几乎全民为之狂热。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会迷武侠？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这个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人们在现实中的焦虑和受挫。”姚霏分析认为：建国以来真正的武侠热高潮，从上世纪八十起，至九十年代中叶，不过十几年，“高潮过后，必然寂寞”。但不管怎样，武侠作为‘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中国国民的影响，早已深入人心，深入骨髓。

 
 金庸小说掀武侠狂潮

 
    1983年某个仲夏之夜，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组织的一场电影刚刚散场，学生们便如潮涌般地出现在了夜空之下。他们显得特别兴奋，其中好几个小伙儿都在人群中自顾自地比划着拳脚，嘴里叨念着：“我是觉远，嚯嚯！”
    这是一群为电影《少林寺》而变得更加躁动的年轻人，身材矮小的姚霏被裹挟其间，觉得只能用“震撼”来形容自己看完这部电影后的感受，“原来电影可以这么拍，原来武打可以这么精彩！好看呀，李连杰演的主角就是打不死，太过瘾了！”
    18岁的云南楚雄人姚霏，已经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上到三年级了。武侠，就这么来势汹汹地闯入了他的视野和生活，闯入了至少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视野和生活。
    那之前的1980年初，广州《武林》杂志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这是港台新派武侠作品首次正式进入大陆。一股后来席卷了整个华人世界的“武侠热”由此肇始。之后，金庸、梁羽生、古龙的多部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正是在大陆第一波武侠高热的背景之下，才有了1983年的电影《少林寺》、1985年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等里程碑式的武侠影视作品。
    当年，民众对这两部影视剧的狂热追捧，姚霏记忆犹心。“看了电影，好多年轻人都想去少林寺学武，象李连杰（饰觉远）那样学一身厉害的功夫。看了‘射雕’，就想去闯荡江湖，并幻想着遇上一个自己的‘蓉儿’。”
    如果以一组数字来观察，当年《少林寺》的火爆和成功，足以傲视后来我国所拍摄的所有电影——当年的票价仅仅只是三四毛，但它的票房竟达上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是一个“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的特殊时期，民众极度压抑的心灵殛待找寻一种释放。而武侠作品，作为一种可以任由想象驰骋、并逃避现实无奈的文艺形式，恰好承担起了释放心灵的历史性使命。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金庸的14小说武侠小说就已经占领了中国大陆大大小小的各种书店，还有地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许多年轻人都能随口说出这14部小说名字头一个字所串成的对联。
    当初对姚霏影响最大的，还是《书剑恩仇录》。大学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姚霏拿到了一本登载着这部小说的某杂志的增刊，就一头栽了进去，惊喜莫名，“金庸的小说就像一座山，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都能包容其中，可谓博大精深，而故事里设计的悬念更为传奇，没法不引人入胜，没法不目眩神迷。”

先锋作家痴迷“俗文学”

 
    在姚霏看来，武侠，既像是梦，又像是童话。其实，早在1979年8月，梁羽生在英国与数学家华罗庚相遇时，华罗赓就曾充满激情地告诉梁，自己很喜欢读武侠，并说“武侠乃成人的童话”。这个经典比喻，其实已经概括出了武侠作品的本质所在。
    从小，姚霏就是一个爱做梦爱活在童话里的人。他太瘦小，捉迷藏总是第一个现形，玩老鹰捉小鸡也是最先被“老鹰”抓到。但他成熟早、识字也早，六七岁开始断断续续地读《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玩游戏玩不过小朋友，打架更不是对手，他就老幻想自己就是书里的大侠展昭，不但可以飞檐走壁，除暴安良，更可以给自己出出气。
    于是，先前从事先锋小说创作的姚霏，开始对武侠着迷起来。
    大学期间，他把能找到的金庸的所有作品反复读了至少三遍。由于宿舍限制用电，他专门买了只钢笔式的电筒，躲在被窝里看。当时的书很有限，必须在同学们之间借来轮流着看，一本书在一个人手里停留的时间很短，第二天就会被别人强行要走。姚霏的无数个通宵，就这样在金庸的刀光剑影里酣畅淋漓地溜走，次日东方露出鱼肚白了，同学们都醒了，他便可以拍着大腿直呼“太过瘾了”。
    “原来小说竟可以这样写？太有阅读快感了！”主攻先锋小说的姚霏非常惊讶。大二那年，16岁的他就已经开始在《萌芽》、《人民文学》等核心文学刊物上发表先锋小说，锋芒初露，“但仔细想想，那些作品其实相当晦涩，人物都缩在阴暗的角落里，哪像武侠里那些快意恩仇的大侠。”
    姚霏的惊讶，也代表着当年千千万万“武侠迷”、“金庸迷”。正是他们的阅读饥渴，催生着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大量武侠小说的不断上市和不断再版。但姚霏却坚持不买一本武侠小说，传统文学观似乎在提醒着他：武侠好看，但毕竟“俗”，难登大雅之堂，不值得收藏。
    1985年7月，姚霏从华东师大毕业回到云南，因为他拿的是教育系的毕业证，报到证上填写的却赫然是云南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这边就以为华东师大搞错了，说要再核实，于是他跑去云南省文联，想联系到那儿去工作。在《云南文艺评论》编辑部，他遇上了于坚。
    多年以后，已经成为当代最著名诗人之一的于坚回忆：“我正在写诗，抬头看见一个虫虫般的翩翩小个子青年，风华正茂，细裤脚，长头发，油头滑脑，像是那些去办签证要逃跑的家伙。”看了看姚霏带来的手写稿，于坚“一阵紧张”，“又来个抢饭碗的。这种人太罕见了，就像一大堆鹅卵石里面埋着的翡翠。”
    后来核实无误——因为在大学期间他已经发表了2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姚霏又被要回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大学语文》和《大学写作》等课程。教书之外，他写作的主攻方向依然是先锋小说。
    当年年仅19岁的姚霏，可能是云南各大学里最年轻的老师。在随后的几年，他与苏童、格非、余华等人齐名，并称为中国“十大先锋作家”之一。他虽然一直在坚持着“正统的先锋小说”的创作，金庸的武侠却已经渐渐进入了他文学世界的深处。

横空出世的《一剑平江湖》

    在云南师范大学教书的几年，姚霏总觉得太过压抑。假期，他喜欢独自呆在大理或丽江。“大理的风花雪月和丽江的古城雪山，常常令我沉浸其中，古佛国菩提智慧的清凉与纳西古乐的深邃绵长，又常常让我开始反思我偷空写出来的那些所谓‘先锋文字’有何意义。你相信吗？我感到很绝望。”
    天马行空的姚霏决定辞去教职。1989年冬日的一个午后，他觉得那天的阳光很自由很温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他便从师大宿舍搬出，到大观路附近的一个小招待所住了下来。砸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没了工资，他写先锋小说那点稿费，已经远远不足以支撑他的基本生活。
    于是，他找到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张维，让她帮忙想个办法。当时，全国的武侠作品在出版物市场越来越火爆，该社正绞尽脑汁想着如何才能从中分一杯羹呢。张维便立即说：“你写武侠试试吧。”
    姚霏对自己很有信心。借了点生活费，他便回招待所开始琢磨。想到金庸的《连城诀》里有一套“唐诗剑法”，觉得自己也可以编一套剑法出来，再设计一个庞大的故事体系，肯定不难。独孤樵、童超、胡醉，以及一号反派东方圣，各主要人物的性格、江湖人脉谱系，还有各自的绝招，他每想出一点就写在小纸片上，贴在墙上。到四壁全是纸片的时候，他就正式动笔了。
    他习惯晚上写作，喝点酒，将房间打扫干净，然后将指甲剪干净，坐在桌前，只开一盏台灯。一写就思如泉涌，一刻也停不下来。那时全靠手写，很累，夜间，他不时会喝些啤酒提神。就这样，直到次日早上天亮停笔，右手总是麻得好久才能恢复知觉。平均每晚写一万多字，两晚上就会用完一只圆珠笔， “你知道一支圆珠笔芯能写多少字吗？我准确地告诉你，28000字左右。”
    熬了整整一个月，近40万字的《一剑平江湖》一气呵成，300字一页的稿纸，在招待所里的小书桌上，堆起了大约20厘米高的一摞。
    那天早晨，姚霏抱着稿纸来到出版社。“你真写了？一个月你写了这么多？” 张维简直不敢相信。她兴奋地找来了一个外号叫“老白”的书商，此人大喜过望，立即收下书稿，并预支了1000多元稿费。“当时在大学当老师，一个月才120块呀！”姚霏感觉很神气，写了一个月，就能拿到接近于教书一年的收入，所以，就跑到上海玩了一趟，顺便回母校显摆了一回。
    在上海一住就是一年。一年后，张维打来电话，“你的书出了，回来拿稿费，一万三千块哟！”这回可真把姚霏给惊呆了，“啊，我怎么一下成‘万元户’了？”
    原来，《一剑平江湖》已经正式出版，首印30万套，而且备受追捧，连续加印了好几次。那是1990年初，港台作家的武侠作品已经铺天盖地，但由大陆作家创作的武侠，这却是真正的第一部。因此，评论家认为，虽然作者“沧浪客”模仿金庸的痕迹比较明显，但其“大陆武侠第一人”的地位无可争辩。
    以此为标志，中国武侠热被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元素，那就是内地原创的武侠小说。北京的周郎、湖南的独孤残红、东北的巍奇等大陆作家纷纷抛出了自己的武侠作品，虽然各方面都没法跟金庸、梁羽生相比，但也有其特定的读者群体。多部金庸作品被改编搬上荧幕或屏幕的大获成功，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武侠热的进一步升温。

   武侠狂热中被改变的生活

    谁是沧浪客？沧浪客是谁？
    在《一剑平江湖》走红脱销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在追问——除了该书的几个“幕后推手”，没有任何人把这个看上去有点古怪的名字，跟姚霏联系在一起。
    自己竟然写上了武侠小说，这事儿，姚霏决定谁也不告诉，“打死俺也不认”。骨子里，他依然觉得武侠是下里巴人，是会被传统文坛和作家耻笑的俗文学。他决定一个人偷着乐。
    天才都是敢花钱的主。拿到《一剑平江湖》13000元的稿费，一沓沓全是10元面值的，姚霏分别垫了两叠在鞋子里当鞋垫，其余全用一个文件袋装着，抱在怀里，从当时在书林街的出版社一直徒步回到在小菜园的家。一路边走一边蹦达，没人知道他究竟在乐啥，结果把鞋里的钞票踩穿了两张，“以前老被钱欺负，现在终于可以欺负它了。”
    当晚，姚霏约了一大堆曾经的同事和朋友，一起到当时昆明最好的酒楼春城酒楼胡吃海喝，唯独没叫一个作家圈里的人。“当时很开心，让服务员把酒楼里所有的菜全部都做了溜一遍，摆了两桌。”大家吃饱了，喝足了，都还蒙着，不知道这究竟是台什么宴。最后姚霏只好模糊地说，是自己从上海衣锦还乡了，赚了点钱，请大家热闹一下。
    有了钱的姚霏决定定居昆明。他在小菜园找了一户人家，租下了一整层楼，还买红地毯铺上——那个年代的大酒店里，都很难见到这种奢侈品。这时，接到云师大要求迁出户口的通知，他便和房东商量，自己一次付清一年3600元的房租，房东则帮他解决迁移户口的问题。于是，他便成了房东的“表弟”，把户口迁到了房东家——至今，户口依然盘龙区小菜园没变。
    “沧浪客”第一把火了，第二把接着烧——很快，40多万字的《剪断江湖怨》又出版了。这次的稿费是14000元，姚霏依然是美滋滋的。但一个懂行的朋友帮着算了笔帐，说书商至少赚了一百万。姚霏一听就觉得自己太亏。到完成第三部《寒魂江湖泪》（上中下）时，他的稿费就猛飙到了7万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套三室两厅的商品房。
    姚霏感觉自己已经打通了“任督二脉”，“内力”从丹田源源不断地涌向指尖。这回出手，书商要求他给《笑傲江湖》写续集。他发现，该书中没有交代具体的时代、背景等，反复阅读后，推算出背景可能是在明朝中期。于是，他专门花1000多元钱，买回全套《二十五史》，将其中的《明史》挑出来，仔仔细细研究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约两个月后，他又捧出了上中下三册的《红泪萧琴》。这部《笑傲江湖》的续集同样卖得很火爆，据说，还曾得到过金庸本人的首肯。
    大约五年间，署名“沧浪客”的武侠小说，出版了达15部46册之多，盗名出书者更是不计其数，但沧浪客究竟是何方神圣，在读者中和武侠小说界依然是一个“谜”。直到《一剑平江湖》出版三年后，这个“秘密”才被昆明作家崔亚楠在《女声》杂志（即现在的《女性大世界》）上捅破。已然借武侠成为作家中少有的“富翁”的姚霏，还是和朋友红了脸，甚至差点绝交。
    “那时的想法很扯淡，觉得突然从先锋作家堕落成了‘写武打小说的’，很丢人。我可从不像现在那些‘玄幻武侠写手’那样，把自然规律、天地之道、甚至人伦逻辑都跟甩鼻涕似地甩掉，一剑就可以扫掉一座山。其实，靠文字吃饭，又何必遮遮掩掩？”

    并非浪客“平江湖”

    与沧浪客同一同期的其他大陆武侠作家，比较知名的还有：青莲子，在90年代初著有《威龙邪凤记》及其续集《青猿白虎功》两部；火梨，上海知识分子，1995年写成一部《舞叶惊花》；张宝瑞，新华社记者，其代表作有《京都武林长卷》系列凡六部、《醉鬼张三爷》、《形意游侠录》等；熊沐，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巍琦，代表作《金帖侠盗》；周郎，代表作《鸳鸯血》……可见当时的“江湖”，也不是让沧浪客一剑给“平”掉的。
    都说作家笔下的人物，总免不了自己的影子，但《一剑平江湖》的结构有点像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乍一看，“男一号”似乎是独孤樵，但江湖浪子童超和千杯不醉胡醉却始终和独孤樵并行。他们是推进故事的三条平行线，只不过独孤樵的着墨稍多而已。独孤樵的性格其实是“没性格”，他自小与一无名老僧在山洞里长大，人世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白纸，他代表着人性的至善，信奉“人又不是兔子，万万不可杀的”。他懵懵懂懂踏入江湖，甚至都不知武功为何物，只要看到有人厮杀，他不问情由都要阻止。他没有任何武功招式，但只要一出手，任何招式也都会化为无，不管你是天下第一还是第二，也不管你内功如何超强，对他丝毫作用没有。他身上具有灵性和神性，任何人也伤害他不得。他甚至像个皮球，你用多大的力道打他，就会有多大的反作用力回击到你身上。江湖浪子童超则狂放不羁，他笑傲江湖的招牌是“哪管人鬼当道，我自浪荡江湖。”千杯不醉胡醉作为名满天下的一代大侠，却一开始就身负奇冤，虽狂放却无奈。笔者疑惑：“你是把自己的性格平分给了他们三个了吧？”
    沧浪客笑笑，“说实话，平分是不可能的，江湖浪子童超和千杯不醉胡醉的性格，或许是我个人性格的某种外化方式，或者说是我所追求的某种生活态度和理想，但我的内在，更多的还是像独孤樵——懵懂而敏感，善良而文弱，凭直觉行事，相信“至善无敌”。说直白点，独孤樵事实上表达了我对人性至善的美好愿望；童超不受世俗礼节约束，追求内心的安静和自由，狂傲而旷达，可能传达了我的现实理想；而胡醉，只怕是透露我对现实感觉到的无奈吧。”

  “华山论剑”之后的武侠

    从姚霏当年的心态，即可折射整个武侠文学和影视作品以及武侠热或褒或贬、或冷或淡的尴尬。
    在官方和正统文坛的语境中，武侠始终被贴着“低俗”的标签，甚至被斥为“精神鸦片”和“坑害广大青少年的东西”的“文字垃圾”。但正如几乎同一时期萌发的“琼瑶热”一样，“金庸热”、“武侠热”和时代的喧嚣一样已经不可逆转。
    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首开先河，举行系列金庸武侠小说讲座，结果场场爆满。媒体为这一“创举”，赋予了诸多文化和时代的意义。
    当年8月，由北京各大学几位青年教授联合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推出，金庸被列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成为现代中国“第四文学大师”。此事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90年代中期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
    直到“有华人就有武侠”的近些年，王朔还把金庸看作是“中国四大俗”之一，而何满子的批判，则直指华罗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给出的“武侠乃成人的童话”的定义——“既是成人，何必童话？你们还小吗？”一副完全不屑和鄙夷的口气。
    上世纪90年代初，冯其庸、宁中一、陈墨等著名学者教授发起成立了“中国武侠文学学会”，1995年，该会组织评选“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当时，嗜酒如命的古龙已经早逝，组委会特设金剑奖两名，是专为表彰金庸和梁羽生而设立的终身成就奖，获银剑奖获的有温瑞安、于东楼和周郎，而姚霏，是三名铜剑奖中的第一名。
    八位武侠世界的“绝顶高手”，八把代表武侠文学最高荣誉的龙泉宝剑。1995年9月的颁奖典礼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从不穿西服的姚霏，被勒令穿上了一身很不合身的西装，还有他平生最讨厌的皮鞋。他的感觉是，“别扭死了，就像参加了一次庄重的追悼会”。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陈建功颁奖时对他表示祝贺，问：“你怎么去干了通俗文学呢！”姚霏感觉脸上烫了一下，这话他理解为是在说：“你这不是自己糟塌自己吗？”
    他匆匆和颁奖嘉宾柳残阳、卧龙生合了影，就抱着自己那把“铜剑”出了人民大会堂。居然有人冲上来堵着，想收购他的宝剑。他说，“你要能把金庸先生那把买到，我这把就送你了。”
    次日姚霏就买机票回昆，但在首都机场安检时，因宝剑疑似凶器，他不被允许登机，只有郁闷地折回中国作协，开了张介绍信，结果，搞得“先锋小说家姚霏堕落成写武侠的沧浪客了”这个消息进一步扩散。返回机场，人家不认介绍信，最后，是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亲自给机场打电话才解决了问题。姚霏的郁闷就像癌细胞一样，在浑身蔓延扩散。终于回到昆明，他发现，自视甚高的云南文坛已经彻底认定了，他就是一个自甘堕落的坯子——自甘堕落地去搞“俗不可耐”的武侠小说——咱们云南文坛出了个沧浪客，丢人啊。于是他选择离开，去了深圳，一别十年。
    被视为“华山论剑”的“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再也没评选过第二届。当首届的风云渐渐散去，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一波的中国武侠文学热，已然从降温步入衰颓——虽然，武侠热说白了就是中国传统的“俗文学热”。而中国的“俗文学热”，从《山海经》，《搜神记》的神怪、志怪，到唐传奇，到宋话本，到明清说话，再到民国的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白羽等等，一直到上世纪的金、梁、古，中国的俗文学，一直没有彻底断绝过他的道通源流，在人治大于法治的社会，这是民众必须的精神需求。但它是有周期的，一个时代突然提倡法治时，不管这种法治的实质如何，俗文学都会走向衰落，因此武侠小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开始，衰亡是必然的。
    或如姚霏所说，“谁也不敢低估传统的力量，就算五十年一个周期吧，我相信武侠小说还会出现高潮，这种高潮或许会以别样的表达方式出现，但肯定不是现在。就当下而言，无论从自然法则、文化惯性，还是从人伦逻辑上看，咱们都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武侠。”

人人都是约瑟夫
沧浪客

    1961年，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海勒写了本书叫《第二十二条军规》，说二战时，美国的一个飞行大队驻扎在地中海的“皮亚诺扎”岛上，轰炸手约塞连上尉为了逃避危险的飞行任务而屡屡装疯，因为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同时又规定，谁疯没疯，必须由他本人提出申请；而凡能意识到飞行有危险而提出免飞申请的，属头脑清醒者，应继续飞行。同时还规定，飞行员飞满上级规定的次数就能回国，但你必须绝对服从命令，要不就不准回国。因此上级无论怎样增加飞行次数，飞行员都不得违抗……如此悖论，足够荒诞，足够幽默，也足够冷。该书甫一出笼，读者无一不被雷的面部抽筋，只得让它扛鼎一个文学流派，叫做黑色幽默。迄今快半个世纪了，若论制造黑色之幽默，尚无人堪与约瑟夫比肩。
    然而现在，《别笑，我是高考零分作文》（以下简称《零分作文》）横空出世了，它事实上已经彻底摧毁了约瑟夫的“独大”。眼下，谁要再说咱黄种人没幽默感，谁要再说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丧失了想像力，那我就要拿一本25块钱买来的《零分作文》，直接把他/她拍为脑残。君不见，《零分作文》数十位作者，人人花样年华，笔下言语，却个个都足以令人笑抽，其幽默之“黑”，比诸约瑟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我看来，相对于“3.4亿网民必读的‘史上最牛娱乐书’”和“8000万学生必看的‘史上最牛作文书’”之类大而不当的宣传词，这部“高考零分作文集锦”，其实被称为“黑色幽默之绝响”，只怕更为贴切。
    虽然，《零分作文》仅只收编了2002至2009共八年间的部分高考0分作文，其中许多篇什，还连编者也拿不准究竟是不是正规的考生所作，即便如此，一个时代的爆笑指数和雷人程度，高考作文崇尚虚言的荒诞风貌，以及阅卷者们严重不靠谱的畸形评判，无不在字里行间嘀嘀嗒嗒地流淌——这是一个怎样的八年？我们怎么可以在一个抗战的周期之内，光中学里就培养出了那么多的约瑟夫？须知，约瑟夫·海勒可是注定名垂千古的文学大师！
    坦率地说，我是无法将《零分作文》一遍通读，因为每读一篇，我的笑神经都要遭受一次无比艰难的考验。这么说吧，我只能从阅读快感等非常肤浅的角度，认定这些作文的作者才华横溢，极具搞笑天赋，文章精彩迭现，令读者捧腹跌足。盖因不能掌握高考作文评判准则的缘故，我实在无法理解它们为什么是零分——真的是因为立意不够高远？思想不够纯洁？我看不一定，比如2009年安徽卷的作文题“弯道超越”，为什么就只能“正确地”理解为“把握机遇”，而不能像0分获得者那样，认为在弯道上绝对不能超越，抛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不说，《交通法》似乎也不允许呢！难道只有在“授意”之下表达的看法才契合我们的评分主旋律？才能不得0分？果真如此的话，我宁愿遭受0分作文的“笑果”折磨直至面瘫，也不愿意被那种弱智甚至变态的“正确主题”引导成为白痴。
    当然，二十多年前就参加了高考的我，因为生不逢时，更因为缺乏面对荒诞的勇气，我的作文已经丧失了获得0分的机会。面对这本《零分作文》的作者们，在下唯有自哀自怜：一个时代究竟要虚伪成什么样子，堕落到什么程度，我才能变得和你们一样，人人都是约瑟夫？

答《生活新报》记者问（节选）

    记者：请介绍您的《一剑平江湖》中的“男一号”的性格特征和人物形象。作为你武侠小说处女作的主角，独孤樵身上有多少你的影子？你是否将自己的某些人生理想或幻想加诸在了他的身上？
    沧浪客：这个比较难说。《一剑平江湖》虽然才40万字，但结构有点像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乍一看，“男一号”似乎是独孤樵，但江湖浪子童超和千杯不醉胡醉始终和独孤樵并行。他们是推进故事的三条平行线，只不过独孤樵的着墨稍多而已。独孤樵的性格其实是没性格，他自小与一无名老僧在山洞里长大，人世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白纸，他代表着人性的至善，信奉“人又不是兔子，万万不可杀的”。他懵懵懂懂踏入江湖，甚至都不知武功为何物，只要看到有人厮杀，他不问情由都要阻止。他没有任何武功招式，但只要一出手，任何招式也都会化为无，不管你是天下第一还是第二，也不管你内功如何超强，对他丝毫作用没有。他身上具有灵性和神性，任何人也伤害他不得。他甚至像个皮球，你用多大的力道打他，就会有多大的反作用力回击到你身上。独孤樵事实上表达了我对人性至善的美好愿望。江湖浪子童超则狂放不羁，他笑傲江湖的招牌是“哪管人鬼当道，我自浪荡江湖。”他不受世俗礼节约束，追求内心的安静和自由，狂傲而旷达，可能传达了我的现实理想。而千杯不醉胡醉作为名满天下的一代大侠，却一开始就身负奇冤，虽狂放却无奈，也透着我对现实感觉到的无奈。所以看过这本书的很多朋友都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你是把自己的性格平分给了他们三个吧？”我只能笑笑。说实话，平分是不可能的，江湖浪子童超和千杯不醉胡醉的性格，或许是我个人性格的某种外化方式，或者说是我所追求的某种生活态度和理想，但我的内在，更多的还是像独孤樵，懵懂而敏感，善良而文弱，凭直觉行事，相信“至善无敌”。

    记者：1995年的“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应该是新派武侠在大陆的一个里程碑，请你谈谈那次大奖评选、颁奖的前前后后，以及它对你个人的影响和对整个武侠创作的影响。
    沧浪客：我很不愿意再提1995年的那次“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对我，甚至对整个大陆武侠小说而言，它都不是你说的什么“一个里程碑”。事实上，我就是在那次活动之后“金盆洗手”的。我认为那是中国武侠界最后的狂欢，是武侠小说回光返照前最后的挣扎。在那之后，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武侠文学就寿终正寝了。当时有一个“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是由冯其庸、宁中一、陈墨等很多学者教授发起组建的，一开始我并没有参加，他们怎么评的那次大奖我也不很清楚。某一天，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张维通知我说，你准备准备，下周到北京领大奖去。还说，是全球华人共同的大事呢，总共只设了金剑、银剑、铜剑三项大奖。金剑奖二人，是专为金庸和梁羽生特设的，奖他们的终身成就；银剑奖获得者是温瑞安、于东楼和周郎；你是铜剑奖第一名。我想，如果古龙没死，绝对该是银剑奖第一名才对。说实话，除金、梁、温之外，其他同跻我都没怎么听说过，就问奖金多少，看是不是该到北京去领。张维说你别太财迷好不好，不奖钱，奖品是剑，是正在浙江龙泉特殊定制的正宗龙泉剑，整个华人世界才8把啊，无价之宝呢。这样我就有了点兴趣，经查问，方知于东楼是台湾一家大出版社的社长，也是个极有成就的科幻小说家，因被古龙的懒散所逼，尴尬地做了古龙的很多次“枪手”，古龙去世后，他自署名，出版自创的武侠小说，当时在台湾的影响还可以。而周郎是毕业于北大的两兄弟共同使用的一个别名，因为身处北京，近水楼台吧——他们的书我真没怎么听说过……不过，没有像张维说的那样是“下周到北京去领大奖”，颁奖活动推迟了整整半年，据说是因为冯其庸先生对那8把剑制作的要求太高，龙泉镇在预期内做不出来。这样我们到95年9月才去了北京。颁奖仪式很隆重的，除获奖者外，卧龙生啊柳残阳啊什么的都来做了嘉宾。我是颁奖的前一天才敢到北京香山卧佛寺的，此前他们在那里开了几天武侠小说研讨会。我当时一身牛仔，当夜被逼着打电话订了套西装，人家说第二天的颁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你不可以不庄重。结果第二天我穿着并不怎么合身的全套西装——对了，还有我平生最讨厌的皮鞋——去领奖，别也别扭死了，感觉自己就是参加了一次很庄重的追悼会。从人民大会堂出来，门口居然有人要花钱收购我的剑，我说，你要能把金庸先生那把买到，我这把就送你了。反正当时感觉很差，没什么好脸色——那把剑好像死人的遗物似地。事实上也是，自那以后，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武侠小说就死了。

    记者：同一年，为何选择出走云南并淡出武侠世界？
    沧浪客：不是淡出，是彻底退出。有个细节我刚才没说，领奖的第二天我就买了机票回昆明，但在北京机场，安检人员不许我登机，说我的那把剑疑似凶器。幸好时间还早，我折回沙滩（中国作协办公地）开了介绍信，人家就全都知道，当年的先锋小说家姚霏堕落成写武侠的沧浪客了。这相当郁闷！但你说当时我如果不把剑带走那不是亏大发了吗？回机场才发现，中国作协的介绍信也不好使，人家还是不让登机，最后是王蒙给机场打电话才解决了问题。总之，我郁闷地回昆明后，发现自视甚高的云南文坛已经在心里认定了我是个自甘堕落的坯子——自甘堕落地去搞“俗不可耐”的武侠小说啊——因此不到一个月之后，我就选择了离开高雅的云南，去了当时同样“俗不可耐”的深圳，没想这一去就是十年。

    记者：如何评价中国的武侠热及当前的武侠创作？
    沧浪客：武侠热说白了就是中国传统的“俗文学热”。从《山海经》，《搜神记》的神怪、志怪，到唐传奇，到宋话本，到明清说话，再到民国的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白羽等等，一直到上世纪的金、梁、古，中国的俗文学，一直没有彻底断绝过他的道通源流，在人治大于法治的社会，这是民众必须的的精神需求。但它是有周期的，一个时代突然提倡法治时，不管这种法治的实质如何，俗文学都会走向衰落，因此武侠小说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衰落是必然的。当然，我决不敢低估传统的力量，就算五十年一个周期吧，我相信武侠小说还会出现高潮，这种高潮或许会以别样的表达方式出现，但肯定不会出现在当前。现在的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武侠创作，无论从自然法则、文化惯性，还是从人伦逻辑上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