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仕途困厄，命运多舛，尤其遭遇“乌台诗案”，飞来横祸，几近灭顶之灾。面对这种人生悲苦，苏东坡的心态如何呢？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东坡由徐州知州转任湖州知州，向神宗上《湖州谢上表》。但《表》中一些表述，让一贯“观风言事”的御史李定、舒亶嗅到了他们“喜欢”的气味，认为苏东坡《表》中“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有讥谤皇帝、攻击新法之意，于是上书弹劾。御史解读后的意思，触动了神宗敏感的神经，恼怒之下锻炼成狱，将苏东坡钦定为嫌犯。

　　立案后，朝廷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去湖州拘捕苏东坡。皇甫遵狐假虎威，对待苏东坡及其家人的态度蛮横而恶劣，“如捕寇贼”。妻子王氏见此状泪眼婆娑，一副大厦将倾的样子。作为当事人的苏东坡倒是淡定，赶忙把王氏拉到一旁对她说：“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诗送我乎？”一句话把妻子逗笑了。原来，苏东坡曾给王氏讲过一个典故：宋真宗东封泰山的时候，顺便寻访天下隐士，得杞县人杨朴，能诗善文。召对时，真宗问杨朴会作诗否，杨朴故意说不会。又问临行有人送诗否。杨朴说妻子送了一首诗：“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后大笑，知道杨朴不愿做官，遂把杨朴放还。苏东坡用这个典故开导妻子，终于使心急如焚的妻子破涕为笑，放心让他上路了。苏东坡面对生离死别，不但自己分寸不乱，还能够用笑谈化解妻子的担忧和焦虑，其从容旷达可见一斑。

　　因变法而步步高升的李定、舒亶之流，容不得异己之声，他们欲置苏东坡于死地的态度非常坚决。在御史们的拷问下，一介文人苏东坡受尽凌辱，斯文扫地。只是，作为宋朝当家人的神宗，在御史们不断提供新证据，不断给他诛杀苏东坡增加信心的时候，他却有点六神无主了。刑不上大夫，宋朝不杀士，这是祖宗成法，他不能开杀戒，否则就是自甘堕落为暴君。但苏东坡反对变法太过火，太显眼，影响了新法推行，造成了负面效应，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神宗来说，苏东坡成了个烫手山芋，放也不是，杀也不是，让他举棋不定。

　　苏东坡到底是出于国家大局还是一己之私来表达对新法的态度，成了神宗判断此案轻重的关键。据宋何蘧《春渚纪闻》卷六“裕陵眷贤士”条记载说，当时神宗做了一个决定，安排宦官去狱中“卧底”。某日刚黑，苏东坡像往常一样，在狱室倒头便睡。躺下不久，两个人推门进来，什么也不说，也倒头睡下。苏东坡并未在意，鼾声渐起。凌晨四更的时候，二人悄悄离开监狱，苏东坡鼾声如故。后来，苏东坡才知道这二人是神宗身边的“小黄门”，是派来观察他的，看他心里有没有鬼，心中有鬼，自是辗转反侧，心中无鬼，当然起居自然。第二天，神宗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朕知苏轼胸中无事者。”

　　命悬一发，还能安之若素，苏东坡堪称人中之杰，这也是他能从黄泉路上捡回卿卿性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