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评价左宗棠：“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梁启超也对左宗棠崇敬有加，直言其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历史上，左宗棠不仅有着抬棺出征一举收复新疆的惊世壮举，更有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清廉风骨。

　　据《清史稿》记载，左宗棠生活“刚明耐苦，布衣蔬食”，为官“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左宗棠身居高位二十余年，经手军饷千万，其不贪不占，连按惯例享受的补贴也一概不受。其为国防建设、赈灾救助，几乎捐出了全部俸禄，去世时“内无余帛，外无赢财”，成为“立品当如山有岳，持身要比玉无瑕”的清廉官员。湖北巡抚胡林翼曾与人说左宗棠：“一钱不私己，不独某信之，天下人亦皆信之也。”

　　左宗棠家风甚严，经常告诫家人，“做官不要钱，乃本分事”，“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一芥不取，一尘不染”。他题写的楹联“慎交友，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一直是左氏后人牢记于心的家教箴言。同治九年（1870），两个儿子写信给左宗棠，请求父亲给钱，用于添置田产，左宗棠回信说：“今年朝廷赏给我的养廉银已用于兰州书院学子求学，还准备明年筹备一万两为家乡湘阴赈灾，所以没有多余的银两来给你们私置田产了。”1876年，左宗棠在给次子孝宽信中说：“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教育儿子要俭朴，及早立志向谋生计，自食其力。

　　雍正皇帝登基之初，订立了高薪养廉的制度，至晚清时期，总督和军机大臣每岁的养廉银高达白银2万两，而左宗棠每年只取数百两作为家用。他说：“吾蒙国恩，禄入甚厚，岂能只顾其私？”

　　据史书记载，1863年，闽浙出现灾情，左宗棠将“所得养廉银，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赈民”。1866年，他捐献银两支持湘阴义举，自掏腰包两建试馆；1869年，湖湘水灾，他捐廉银赈灾一万两；1877年，陕西、甘肃大灾，他再度慷慨解囊……左宗棠家书中仅提及“助赈之事”就有66处之多。

　　左宗棠为官从政，严谨自律，克己奉公，“自入军以来，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他主张“察吏必先惩贪”，对那些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在世风日下的晚清，左宗棠的廉洁自律是一股难得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