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文章锦绣，对同样文章锦绣的后生亦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当时一大批默默无闻的才俊脱颖而出，堪称千古伯乐。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籍籍无名的曾巩参加礼部省试，试前向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了一封信，并献《时务策》，表达政见。欧阳修读了曾巩的文章，赏识不已，他在回信中说，“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充分肯定了曾巩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曾巩擅长古文策论而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为此，欧阳修特撰《送曾巩秀才序》，为其扬名，又把曾巩纳入门下，悉心教导。在欧阳修的培养下，曾巩于嘉祐二年（1057）高中进士，一鸣天下知。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之所以能成就如日中天的文名，也得益于欧阳修这位伯乐。苏洵进军科场，却连连落榜，性格倔强的他，把自己的文章付之一炬，然后闭门谢客，埋头读书，经过数年磨砺，文章大进。嘉祐元年（1056），四十八岁的苏洵携子苏轼、苏辙，以文章为“敲门砖”，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希望得到这位文坛宿将的举荐。张方平说，文章方面，我人微言轻，此事非欧阳修莫属。张方平写了一封推荐信，让苏氏父子去京城拜访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其实，欧阳修、张方平曾因政见不同而交怨，一向合不来，但欧阳修并未因政敌的推荐而轻慢，当他读完苏洵的文章，击节道：“后来文章当在此！”立即向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在皇帝和士大夫间极力推誉，苏洵从此名动京师。

　　欧阳修发现苏轼的故事，也是一段文坛佳话。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担任这一年礼部省试的主考官。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点检试卷官梅尧臣发现一篇特别精彩的文章，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欧阳修。欧阳修阅后，眼睛一亮，觉得无论观点还是文采，都可高居榜首无异议。不过，考试采用糊名、誊录制，文章属谁，不得而知，因弟子曾巩也参加了会试，欧阳修猜想文章是曾巩所写，担心把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便与梅尧臣商量将其列为此场第二。复试《春秋对义》，欧阳修又见到一篇佳作，赞叹之余，毫不犹豫将其列为第一。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均出自苏轼之手。苏轼因此一“举”成名。后来，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苏轼只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共录取进士三百八十八人，不仅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还包括后来官至宰相的章惇、曾布、吕惠卿等人，真可谓群星灿烂，千载一时。欧阳修慧眼独具，为人梯，做嫁衣，不遗余力，一生桃李满天下。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年轻时也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除他自己外，其余宋代五人均出自他门下，且多是布衣屏处、未为人知的时候，被他相中、推介、提携而名扬天下的。《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高度概括了他的求才之渴、爱才之切、识才之准、举才之功，称他千古伯乐，应该不是过誉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