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以写作为志业的作家，如何将自己生出来，长起来？以此来观照李敬泽的写作，他从未想过要写人们认为和想象的那种文章，而是写人们想象所不能及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会给人们带来文本之外的思考。它如同是单枪匹马在丛林冒险，如同是万军丛中一骑绝尘式的写作，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写作。

李敬泽在《跑步集》中收录了一篇谈论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的文章：《把自己生下来多么艰难——汉德克讲稿》。讲稿中见得着这样的表述：“在这个过程中，你实际上是要成为自己的上帝，要有光，靠自己的光照出自己，创造自己，你自己把自己生出来，让自己长起来。”这个过程，在文章的语境里指的是找到、发明相应语言的过程。这确实是一个无比艰难的过程。李敬泽实际上借谈论汉德克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而且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学问题：作为一个以写作为志业的作家，如何把自己“生”下来。自然，这个问题也适用于李敬泽本人：“李敬泽体”何以诞生？

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鲁迅是如何把自己“生”下来的。《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四卷五号发表了鲁迅的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开山之功”。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提及创作《狂人日记》的经验，“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同是1918年，鲁迅开始在发表《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做父亲》等难以用“文学概念”界定的文章，自此开创出一种“包罗万象、纷然杂陈”的杂文文体。在李敬泽看来，这是鲁迅从他的生命体验、文化境遇包括当时的媒体条件里，还从更深远的、从汉到魏晋的脉络里，开辟了一条新的文章之道。域外作品的阅读与师法魏晋文章正是外援与内应。这是鲁迅文体诞生的路径。

张清华在《这就叫天花乱坠》一文中论及李敬泽批评文体的来路时，对李敬泽批评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背景进行过梳理：“读李敬泽的批评文字，首先令我吃惊的是他的阅读量，其过眼的作品之多，而他所看的无以计数的‘闲书’‘杂书’以至‘奇书’，更让人狐疑不已。”这正是李敬泽自己声称的，从一开始就搞“杂”了。他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一样，都是在藏书室里长大的。只不过博尔赫斯是在他父亲的藏书室，而李敬泽是在他母亲单位一个装满图书的仓库。上世纪70年代初，童年的李敬泽就在这个仓库里，读过托尔斯泰、三岛由纪夫、高尔基、巴尔扎克、司汤达以及范文澜的中国史、吕振羽的中国史，还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他不仅把《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唐宋笔记丛刊、清代笔记丛刊等笔记、类书翻了个遍，还把《史记》《汉书》用白话手写翻译了一遍。正是这样“博杂”的阅读史，让他养成了不太有路数的趣味——李敬泽自称这是“庄子式的知识兴趣和博杂态度”。

当然，一个人能够被这些“稗史野记、假语村言、鬼话狐禅”所吸引，说明与他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趣味是契合的。李敬泽曾说：“我们的现代意识是由很多看上去不相关实际上在底部相联的东西共同建构起来的。”实际上，我们的世界观与文章观也是由这些东西建构起来的，正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以文体学的眼光看，那些被李敬泽翻了个遍的“笔记”“类书”，其文体界限其实相当模糊，可能是“文章”，可能是“小说”，可能二者兼而有之，难以界定。司马迁《史记》的文体同样存在着不确定性，可以说是史传，可以说是小说，也可以说是叙事散文，属于一种综合性叙事文体。长期浸淫于这些越界的、跨界的、中间态的、文本间性的、非驴非马的、似是而非的、亦此亦彼的、混杂的文本，我们的文章观乃至文体意识，自然会受到影响，“这种兴趣放到文本上，也就并不以逾距而惶恐，这种逾距甚至会成为写作时的重要动力。”（李敬泽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李敬泽为什么从创作伊始就不太按套路出牌了。他在上世纪90年代写下的那批有关“青鸟”的文章，在2000年结集为《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出版后，就给毕飞宇带来了困惑——“当一个人把考古、历史、哲学和小说虚构糅合到一起的时候，这样的文本我们该如何去称呼人家呢？”可见他最早的一批作品就难以归类。李敬泽在梁鸿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首发式上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一个写作者最初的文体、写法，对他这一生的写作是有影响的。这一观点，既是我们研究一位作家文体的视角，也是方法，李敬泽以其自身三十年的写作史佐证了这一点。他最近几年出版的《会饮记》《会议室与山丘》《跑步集》等文集以及正在创作的《春秋传》和“正典”系列文章，与他早期的文章就存在着文体上的和风格上的延续性。

这里面还有一个话题值得探讨，即李敬泽通过阅读建构起来的“思想资源”，除了影响他的趣味和文体之外，他看待世界、看待问题的眼光和方法，他的生命感受力，他的语言想象力都在无形之中受到了影响。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李敬泽当初没有翻过那些闲书，那么，被他视为“根本路径”的“一种在偏僻处看出意思和意义的方法”还能建立起来吗？如果不能建立，那么《青鸟故事集》《咏而归》这类著作是否能够“诞生”就值得打个问号。即使“诞生”了，那恐怕也是另外一番面目，李敬泽也将是另外一个李敬泽。

生命感受力的发达，语言想象力的旺盛蓬勃，也是成就李敬泽的重要因素。它们是决定一个作家能否创作出富有文学性、具有生长性的作品的根本所在。陈平原在《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就分析过，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史记》之所以比其他史著更精彩的原因，应归之于作者对历史以及人生的独特感悟。此处的“独特感悟”，说的就是生命感受力。如果没有这一份“独特感悟”，《史记》所含“文”的成分势必大打折扣。也正是这一份“独特感悟”，将《史记》与其他史著区别开来，将司马迁与他人区别开来。而我们在李敬泽的文章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堪比雷达的生命感受力和汪洋恣肆且出其不意的语言想象力，既是李敬泽区别于他人的重要特征，也是“李敬泽体”的重要特征。

可以说，李敬泽的这一“思想资源”和“文学背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促成了“李敬泽体”的诞生，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种新文体的诞生，绝然没有这么简单。在这种文体的背后，一定还隐藏着起决定作用和支撑作用的知识背景。虽然李敬泽自称没有读过硕士，没有受过什么学术训练——这自然是他的批评文章不同于学院派、没有论文腔的部分原因——但我们只能将之视为谦辞，千万不能当真，因为在他那些像飞鸟一样在古今中外任意穿梭往来却又不着痕迹的文章里，就可以见出他在张清华所说的“正经知识”上，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在意象派的武侠电影里，高手比武不是拿着冷兵器一顿乱砍乱杀，而是盘腿而坐，运用意念暗自运力。他们比试的是内功。而修炼内功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李敬泽的内功无疑是深厚的，而且深不可测。这才是他完整的知识谱系。而李敬泽卓越的见识，自觉的文体意识，为世所公认的问题意识，都与此有关。

李敬泽在本世纪之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学散文”存在的问题：“文学散文正在失去从经验上、审美上和思想上应对时代的能力。”十多年后，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重申了这一问题：“现在的小说散文……忙着应付经验，手忙脚乱的说事，言而无文，不太讲究文体，经验如果不化为文体，那么这个经验就还不是真正的文学经验、审美经验。”这种应对能力的丧失，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散文这块蛋糕被越切越小，容量也就变得越来越小，正被沦为“诗余”，是一个原因；作家的主体性建构没有完成也是一个原因。但更关键的原因，还在于散文没有完成现代转型，没有从根本上完成“革命”。那该怎么办？李敬泽显然不是那种只抛出问题的空头文学家，他给出了方案：“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在当下语境中回到‘文章’传统，回到先秦、两汉、魏晋，这不是复古，而是维新，是在一种更有包容性、更具活力的视野里建立这个时代的文章观。”

这正是鲁迅文体得以诞生的根本路径之一。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鲁迅的杂文显然风格大气，容量更大，文体边界也是模糊的，敞开的，如同他的小说。鲁迅追踪的是魏晋，源头不一样，文章的气象自然也就千差万别。师法的对象越是接近中国文学的源头，文章的包容性就更强，格局就更大，而且笔致更自由——只因那个源头处，还是一派天真浪漫、混沌未开、边界未分、秩序未定的大气象。在那里，你可以拎起一把板斧，随意挥舞，而不必担心有人跳出来指摘你越界逾距。

回到“文章”传统，回到先秦、两汉、魏晋，既是李敬泽建构“超级写作”文章观的理论依据，也是“李敬泽体”得以诞生的根本路径。另外一个路径，是李敬泽对于“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从2000年出版《纸现场》算起，目前李敬泽几乎所有的批评文本都无不散落在卢卡奇的‘总体论’‘失效’的批评语境里”（引自牛学智《新总体论文体批评——李敬泽文学批评阅读》），这让他建构起了一个“足够宽阔、复杂和灵敏，以至于‘超克’他自身限制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总体性视野。正因为如此，无论是《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会饮记》，还是他正在创作的《春秋传》、“正典”系列，都见得到这一总体性视野的观照。如果缺乏这一视野，就难以将碎片化的个人经验、意识活动和散落于历史夹缝中的蛛丝马迹收集起来，生发整体上的意义——用他的话说，就是难以“在日常经验的层面建立起与历史、与社会和精神的总体运动的联系，一种整体性或拟整体性的自我意识，一种细微与宏大兼而有之的叙事”。

当然，李敬泽之所以能够创作出那种难以被现有的文学概念所归类和界定的文章，还与他卓越的识见、像冒险家一样强壮的探索精神和对写作乐趣的呵护有关。他写评论时，“乐趣之一就是把文章写好、写得自由、写得不像‘评论’。”写散文时，“禁止自己思考诸如什么是散文，散文应该怎样写之类的问题。”如同韩少功，如同埃蒙德·雅贝斯，如同苏珊·桑塔格，如同博尔赫斯，李敬泽从未想过要写我们认为和想象的那种文章，而是写我们想象所不能及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会让同行和读者大吃一惊，“居然可以这样写？”这样的文章，会给我们带来文本之外的思考。而这种如同单枪匹马在丛林冒险、如同万军丛中一骑绝尘式的写作，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写作。

“李敬泽体”的诞生，意味着李敬泽在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的身份之外，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文体家。李敬泽担当得起这一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