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辽阔版图，密布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多种民俗生态，暗含着丰富的“中国元素”。这意味着，所谓文化，从来就不是凝固的器物，抽象的框架，大而无当的存在，而从来就是具象的，动态的。尤其姿态各异的民俗文化，往往更集中、更典型、更鲜活灵动地结晶于特定地域的方言俚语，点点滴滴，句句声声，毛茸茸，脆生生，代代传承不息。

　　郭娟最近出版的《方言里的中国》，是一册近似小百科的民俗故事集，也是撒豆成兵的个人回忆录和读书心得。本书记录的既不是乡土田野的鸟语花香，也不是农耕旧景向当下城镇化转变的蓝图改写。它启示读者，方言俚语在乡土社会所具有的凝聚力、“咬合力”难以估量。

　　我由此想起，抗战时期，张伯苓先生在重庆沙坪坝创办了私立南开中学，生源来自天南地北；后来，竟有几十位学生成为两院院士。当年的那些学生口音各异，几年后，都学会了四川方言，乃至半个世纪后，老校友聚会聊天，大家仍是浓浓川音。显然，四川方言与其读书岁月，已沉淀成一种文化认同，融化在潜意识和血液中。

　　古今中外散文林林总总，千奇百态，大抵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想象力的产物，语言光怪陆离，具有神性；一是叙述事物的文字，还原事情真相。事实上，这两种风格大体也划出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艺术分野。本书没有太多的忧患意识，也没有高深的隐喻性，作者不打算表达农耕时代的怀旧感叹，而是时代运行的客观实录，把人们习焉不察、熟视无睹的民俗文化，细化在若干词条中。或者说，作者以近百词条织成一张民俗文化大网，微显出的“中国元素”耐人寻味。

　　岁月悠悠，人际江湖。人们活在方言中，饮食起居，嬉笑怒骂，日复一日，习以为常，诸如“屁鸭子”“蒺藜狗子”“打镲”“扯子”“白话蛋”“撂旱地儿”“捯饬”“拔闯”“驳面儿”“大窝脖儿”“椽亮”“搭褂儿”“皱巴”“逗闷子”“翻呲”“各色”“能耐梗”“吃挂落儿”“架秧子”等，都有着以微言传递繁复、以简单表达复杂那样一种“一句顶一万句”的独特功效，化成了记忆中的鸡鸣与炊烟，显示出顽强的生存活力。沉浸其间，童真童趣，乡人乡事，以及难忘的成长体验，曾经的清浅忧伤，正是这些津沽百姓耳熟能详的方言词语，陪伴了他们子子辈辈活的一生日子。

　　本书中的多数词条，适度借题发挥，撒得开，也收得拢，一旦意图达到，绝不饶舌。但也有例外，作者没有点到为止，拘泥于某个层面，比如“捯饬”，举一反三，联系到《弟子规》，古代的屈原、苏轼、关汉卿、潘岳、司马光、杨万里，以及现代文人邵洵美，其人其事其文，展开发散性思维，落到“时尚”，就此打住。“二五眼”，提到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周两位文学前辈，都是湘籍作家，这两本长篇入乡随俗，分别引入了大量华北或东北的乡土方言，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北方农村的土改叙事。“大窝脖儿”，这个土得不能再土的俚语，经作者解释，牵连到了李清照的一则趣事：某邻家女孩儿异常聪明伶俐，李清照很是喜欢，便自告奋勇想当她的老师，不料女孩儿的一句“才藻非女子事”，给了易安居士“一个彻彻底底的大窝脖儿”，令人忍俊不禁。作者的阅读量和“现挂”能力可见一斑。“戳肺管子”通过东晋开国皇帝和《三国演义》中周瑜的故事，讲了气大伤身，甚至可以命丧的道理，文中还自造了“耐戳力”，形象生动，趣味盎然。

　　书中由方言涉及和引申的掌故、传说、轶事、文史典籍、古今小说等，枝枝杈杈，五花八门，作者三翻四抖，如数家珍。相信一些词条会唤醒人们的遥远记忆，那些方言仍然活在当下，与人们普通的日子如影随形。做到这些，显然需要一个浸润和积淀过程，而非临阵磨枪、恶补突击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