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姚雪垠是1999年清明节后不久去世的，4年之后，母亲也追随相濡以沫近70年的父亲而去。父母离世不觉已经20多年了。

　　1929年，父亲19岁时发表了处女作《两个孤坟》，此后笔耕不断，文学生涯长达70年，代表作是鸿篇巨制的历史小说《李自成》。1990年10月，是父亲八十华诞，湖北省举行“姚雪垠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进行纪念。会上父亲以“八十愧言”为题，充满自信、声音洪亮地用河南口音发表了感言：

　　“在我八十五岁之前，三百数十万字的《李自成》全书，将一部内容复杂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悲剧送到我国人民的面前，请广大人民以严格的态度验收。在四年之后，我的艰苦长征并没有完成，我还要将《李自成》全书修订一遍，对后世的读者更加负责。此后，还有久已酝酿于胸中的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题材等我动笔。我还要像一匹老马，驮着重负，趁着夕阳晚霞，不需鞭打，自愿在艰苦的创作旅途上继续长征。”

　　但是在87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把父亲击倒了，《天京悲剧》等宏愿落空了，成为永远的遗憾。

　　父亲在青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确立了人生目标，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后来遭到国民党的逮捕，次年被河大预科开除学籍。在北平漂泊的日子里，几乎天天泡在北平图书馆读书，中午吃干粮喝开水充饥，晚上铃响闭馆时才回到蜗居的住所。为了生计，夜晚还要为卖文章“爬格子”。父亲说：“文章写多了，就成了作家。但做历史学家的梦想落空了。”贫穷生活和刻苦用功，使他患上了肺结核病，经常大口咯血，自知只能活到30多岁，但依然勤奋拼搏。后来奇迹发生了，肺结核竟然不治而愈。抗战爆发后，父亲和臧克家、碧野、田涛、孙陵等老友参加党领导下的五战区“文工会”，奔走于鄂豫皖前线，写出了大量的时事评论、战地通讯、报告文学和小说《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等200万字的抗战救亡作品。解放以后，他辞去待遇优渥的大学教职，从上海回到家乡专事创作。在错划“右派”的境遇下，他开始奋发创作《李自成》。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奋斗多年，终于获得收获——《李自成》第一卷于1963年面世，并引起热烈反响。接着又以三十余年呕心沥血，在去世前基本完成了全书五卷《李自成》。友人们说：“常说十年磨一剑，而《李自成》是四十年磨一剑！它耗尽了姚老的半生心血。”

　　在父亲的创作生涯中，既有逆境，也有幸运。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毛泽东主席对《李自成》的创作始终给予高度关怀和帮助，先后两次作出指示，使父亲与手稿、卡片、藏书受到保护，创作得以继续下去。“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对《李自成》的创作也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在他的亲自过问下，解决了父亲的住房、助手等问题。他在日理万机中阅读了《李自成》第一、二卷，称赞说：“《李自成》第一卷很精彩，可以说无懈可击。第二卷不如第一卷，但也精彩，也是难得的。不知第三卷写得怎样？”

　　同样，《李自成》的创作也得到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吴晗、夏衍、曹禺、胡绳、朱光潜等一代大家的支持。特别是茅盾先生，早在1938年，他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就发表了父亲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并且热情推荐，使之成为抗战文学的名篇。到了晚年，茅盾先生在体衰多病、视力极差的情况下，借助放大镜仔细阅读了一百多万字的《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手稿抄本，记下读书笔记，然后逐单元进行精彩点评，提出意见。后来他又撰文指出，《李自成》填补了“五四”以后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这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从1974年至1980年茅盾逝世前，两人通过频繁的来往书信探讨了文艺理论、小说美学与创作技巧等问题，使父亲受益匪浅，对亦师亦友的茅盾先生充满了感激之情。

　　吴晗则是《李自成》第一卷的第一个知音。1962年他连夜看完出版社送给他的《李自成》第一卷征求意见的样本书后，当即给出版社打电话：“《李自成》写得非常成功，我认为它的成就超过了《三国演义》。”不久父亲从武汉来到北京与吴晗见面，畅谈了三个小时，吴晗再次表达了对《李自成》的高度评价，对其历史观点坚定支持，甚至说书出版以后如果有人批判，你只管写作，我替你打笔墨官司。吴晗的鲜明态度和热情豪放，解除了父亲和出版社的顾虑，实际上为《李自成》的出版开了“绿灯”。

　                                                           （原载《北京日报》202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