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爱是疯狂的，但婚后的现实生活是不幸福的。简单来说，由于国民党的北伐军一路北上，逼近硖石，徐志摩不得不携陆小曼逃到上海，躲避战火。到上海后，陆小曼每天唱戏、演剧、交际，徐志摩曾多次苦苦相劝，甚至写了许多信，试图劝陆小曼回归文学。但是陆小曼完全沉迷在社交中难于自拔，为此徐志摩很痛苦，二人的婚姻陷入危机。

　　徐志摩的痛苦除了陆小曼的社交外，还与一个叫翁瑞午的有钱男人有关。陆小曼因为身体不好且有胃病，为缓解病痛，她一方面吸起了鸦片，一方面经常接受翁瑞午的推拿。两人因为经常密切接触，于是引来一些风言风语。

　　徐志摩为了担负陆小曼的开销，几乎同时在上海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高校兼课。上海和南京当时只有普通火车，要坐半个晚上，徐志摩为了省钱当晚返回。这样来回奔波，很是辛苦。后期徐志摩去北大做教授，也是因为收入更多。相比于留学时，那时有他土豪老爹资助，所以从不担心钱，但此时他已成家，还有一个花钱如流水的太太，那个土豪老爹因为他娶了陆小曼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资助他。怎么办？徐志摩选择不辞辛劳地努力工作，和以前相比，真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促使他转变的根本原因，就是与陆小曼结婚，因为这段婚姻太来之不易，他不能轻言放弃，只能完全负起责任来。

　　明白了这些，才有可能对《再别康桥》这首诗进行准确地解读。徐志摩婚后生活不幸福，导致他和妻子陆小曼之间到了难以沟通的程度，郁闷至极，1928年他选择出国，不是闲得无聊，也不是诗性浪漫，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痛苦举动。在这种情形之下所写的《再别康桥》，能像一些人所说的“写得很美”吗？他们被诗歌的表面假象所迷惑，一味地在那强调剑桥的初夏多么美，却没有注意到诗歌末尾写下的“十一月六日 中国海上”。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读者，徐志摩这个即将到家而不愿意回家的男人，不得不回家，不得不要面对无法沟通的陆小曼。这种痛苦的心境，会写出没心没肺的各种美吗？

　　几年前，笔者曾出席过一次关于徐志摩的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个年轻学者带着嘲笑的口吻说徐志摩太没常识、没文化，剑桥的水那么深，深得可以撑船，怎么会长青荇？那明明应该是茭白嘛！很多学者都纷纷附和。这个学者很有常识，剑桥的水的确不适宜荇菜，因为荇菜只能长在浅水里。但是出生于江南的徐志摩，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在那里胡编乱造吗？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回顾一下青荇入诗的经典范例，比如《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关于《关雎》这首诗，现在人们对它的解读通常是：作者赞美了一般青年（或贵族）男女的爱情。但是，在五四之前，包括徐志摩上大学前，人们对《关雎》的解读通常是：作者赞美了周文王与大姒之间美好的爱情。有兴趣的话，不妨翻看一下汉代的毛亨、毛苌在《毛诗序》中是怎么写的，也可以看看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相关解读。如果对《诗经》有所研读，就会知道《大雅·思齐》中有这样的句子：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这个诗句中要注意这一句：“大姒嗣徽音。”到这里，可以建立这样一种联系：从“大姒嗣徽音”，到《关雎》中的荇菜，再到《再别康桥》中的“软泥上的青荇”。

　　林徽因出生时，她祖父曾念叨着“大姒嗣徽音”的诗句，为她起了“林徽音”的名字。中国有一个男作家叫林微音，媒体和读者常常混淆二人的名字，于是“林徽音”就将“音”改为“因”了。

　　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离家散心的徐志摩，在得知消息后禁不住缅怀起自己与昔日单恋的林徽因漫步康河、畅谈文学时的美好情景，并借助这一过去的表面的美好情景，来反衬现实中自己的愁苦。所以，仅仅看到这首诗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到诗歌的内在，就容易产生误读。也正是因为这种误读存在，导致很多人以为徐志摩的诗歌很浅显、不深刻。徐志摩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