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在今天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这并不意味我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书写者。如果没有那在深山峡谷里生活的十几年，我根本不会写作。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的写作导师就是我的故乡——那逼仄的，像地球上一丝小小皱纹的地方。

　　我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但依然是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拥有着根深蒂固的乡下人思维和生活习惯。高歌猛进的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也没能改变我，我越来越成为身份清晰的异数。每当夜深人静，我拉上窗帷，将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挡在我的世界之外，我的笔尖下就会有大江涌来，群山逼近，一大群灰头土脸的乡亲，就会咧开满嘴黄牙，像老朋友一样把我招呼到他们的世界里去。我惊异地发现，笔已成为我手中的魔法棒，它只要在纸上划动，我的面前就有了活灵活现的故乡。写作几十年，我的朋友们都用上了电脑，他们在键盘上噼噼啪啪，拥有了让我羡慕嫉妒的现代写作速度。我也曾买过电脑，但我坐在电脑屏幕面前，瞬间就变成了白痴。我于是明白了，我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写作者，我不过是一个试图纸上还乡的归人。

　　我是一个文学的受益者，文学让我的人生有了幸福和愉悦的光泽。因为文学，我跟我周遭的那些活在高楼办公室里的人相比，孤独和不幸都减少了几分。在他们貌似高贵的外表下面，却都藏着故乡的弃儿的惶恐之心。而我却借助笔力，偷偷行进在了回家路上。

　　我真的要感谢小说，这种虚构的文体，让我能够最真实地活在一个最真实的世界里。没有小说，人间会更虚伪，生活会更假象，我们会更走投无路，会更无处可逃。都说小说是假的，但没有小说世界，世界就会是小说，而且是荒诞小说。我说我是文学的受益者，是因为文学让我明白，我的写作要有态度和立场，那就是要自觉地站在弱者一边。因为，好的写作者都是弱者。站在弱者一边，就是站在自己这一边。作家不要试图把自己打扮成精神的拯救者，那些以强者面孔出现的写作者都是幼稚和可笑的。卡夫卡说：“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作家要做的事，就是感受生活，承受生活，继而呈现生活。

　　在我的文学世界里，总有一种叫乡愁的情愫萦绕。有文学评论家说我正试图营造一种“杜鹃啼血似的中国式乡愁”。其实，我在创作中并不存有这种壮烈感，我不过就是为了归去。归而不得，所以愁罢了。我不否认我在书写乡愁，但我的小说却不是乡土小说。那些以为我的小说是乡土小说的人，要么误读了我，要么抬举了我。乡土小说是从乡土里长出来的，就像禾苗和生生不息的草木。我的写作在乡土之外，是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的引颈回望。充其量，它只是乡愁的乌托邦。

　　每一个作家，他都有一个精神的原乡，一块出入自由的写作根据地，那是他可以放飞自我，任由才华徜徉的天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作家都是地方性作家，文学从来都有地方色彩，这种色彩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个性。小说是应该本土化的，中国人讲中国故事，理所当然。我的本土化，说的是小说的内核，在形式和方法上，一个作家当然要向世界开放自己，在方法和技能上博采众家之长。从上世纪开始，小说就是一种革命性的文体。

　　今天，我们每一个成熟的小说家都清楚，当代小说早已跟传统小说厘清了界限。我们不难看出，在我们的乡土小说中，也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我一直努力，寻找一种更为诗性的小说表达，这是我这些年迷恋上乡愁的原因，作为一个故乡的放逐者，都有一种精神上的漂泊感。除此，那种肉体在都市里行走，灵魂却在故乡漫游的分裂感，让我把小说写作当成了一剂药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作的过程，于我就是疗伤。我写作，还有一个秘密的动力，那就是回到我的族群中去。

　　我是一个出生在汉民族为主体的地方的仲家人，是布依民族。我在故乡生活的十几年，从来没有感觉我与周遭那些汉民族兄弟有什么不同，我和他们一样，有共同的习惯和风俗，过同样的节庆，吃同样的饭菜，穿同样的衣服，只有在填一些个人信息表格的时候，人家填“汉”，我写“布依”。直到我离开故乡后，却越来越认同了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通过写作，我发现我的基因中存有我民族的文化密码，它被写作唤醒，让我的写作跟汉民族作家有了不同。每个民族的书写者，他们都有寻根欲望，像我这样，不知哪朝哪代与自己族群脱单的人，能不能通过写作，找到自己的根性，从精神上皈依那遥远的部落，这，是否也算另一种还乡？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时令已近新春，春风又度，辞旧迎新，我在此祝福那些与这本《太平有象》小说集相遇的读者虎年好运，生活虎虎有生气，事业如虎添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太平有象，万物安宁！

                                             （ 本文为作者为将出版的新书《太平有象》作的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