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北京晚报》副刊编辑李辉，在该报《五色土》副刊开办了《居京琐记》栏目，请在京的文化界大家，写他们生活于此的酸甜苦辣。开办后好评如潮。之后李辉给著名学者李泽厚写信请他赐稿。李回复：“居京琐记，我很爱读，但未必能写好，当勉力为之，唯时日未定。”（大象出版社2020年版，李辉《先生们》235页）。读后让人有种被电击了的感觉。

　　一代人文大师，写这种“豆腐块”，应是手到擒来才是，怎么会“未必能写好”呢？是谦虚吗？不是，回信字字表达的都是其真实思想。再说，这么大的学问家，没有必要故作谦虚。那么，真的“未必能写好”吗？也不是，一篇千字文，怎么会难倒一位大学者？窃以为这正反映了李泽厚的“写作观”。我理解有以下几点：其一，没有把握的不写；其二，思考不成熟的不写；其三，迎合的东西不写；其四，不熟悉的不写；其五，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其六，要写就一定“勉力为之”；其七，对写作要有敬畏心。

　　巴金在谈到《家》的创作时说：“我不是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的鲜明。”“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家〉的序和跋》）。泣血般的经历，才有了井喷式的创作。晚年他写的《随想录》，也大体如此。这与李泽厚的“写作观”十分相符，故才写出了不朽的作品。

　　曹禺的好友黄永玉，晚年曾直言不讳地对曹禺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2010年9月《小康》杂志《曹禺之女：父亲晚年常说违心话》）

　　曹禺晚年一直想“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但最终也没有实现。究其原因，乃是他背离了前文的“怎样写文章”，写不出时硬写，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心不在戏里”，等等，故才“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这值得每个写作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