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宗义:塑造中国减贫史上的文学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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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中国减贫史上的文学新形象
——评吕翼的中篇小说集《生为兄弟》
作者:尹宗义
原载:《昭通日报》2021年4月22日第3版
在举世瞩目的减贫路上,“中坚代”“70”后代表作家吕翼以这一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的中篇小说:《来自安第斯山脉的欲望》发表于2018年第9期《中国作家》,入选《2018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马腹村的事》
发表于《民族文学》2019年第7期,入选《小说选刊》2019年第10期、《小说月报·大字版》2019年第9期、《2019年度中国中篇小说精选》;《竹笋出林》发表于《人民文学》2019年第12期,《作品与争鸣》2020年第1期选载,同年获得首届“青稞文学奖”和“第二十九届梁斌文学奖”;《带幺哥一起上路》(后改名为《穿水靴的马》),发表于《边疆文学》2021年第1期,先后被《小说月报·大字版》2021年第3期和《作品与争鸣》2021年第4期转载;《生为兄弟》发表于《野草》2020年第2期。这些佳作,收集于中篇小说集《生为兄弟》,由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作家近几年创作的这一系列的扶贫作品,不雷同也不类型化,而是各有侧重,各有特点,很好地处理好“题材类型化与艺术创新性的关系”,实现了小说的陌生化,塑造了文学史上的新形象。
一
在一次脱贫攻坚文学作品研讨会上,吉狄马加说:“在当下这个时代,作家要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反映时代进程、关注人民心声,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特质。”吕翼抓住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这个根本,没有止步于表达自我的情绪,也没有充当照相机、摄像机角色,简单地还原生活,而是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正如丛治辰在《漫谈扶贫题材的文学作品:开出一条大路来》中所说的那样:“作家理应想得比现实更多一些,更深一些,更透一些,更有预见性一些。”
张炜在《写文章与开处方》中提到“过去的文人常有治世的责任,其中的大多数,本身就是一方官吏。治世与治病的原理,在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这等于说,在用两种语言表述同一种道理。写一篇大文章也差不多像是治理一个大社会。”这样的观点,在吕翼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他坚守文学精神,敢于担当社会责任,不仅关注社会突出问题,而且冷静思考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方法。有描述、有记录,更有思考与诊断。在长篇小说《疼痛的龙头山》中,他面对被破坏的生态,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拯救、传承民族文化,发展民族产业;保护生态,建设美丽家乡;发展生态产业,积极与外界接轨;《竹笋出林》中讲述的生态竹笋与传统手工艺——竹篾编织,都为现实社会探索减贫的办法;《带幺哥一起上路》中提到易地扶贫搬迁,将村民不用的农具收藏展览,将家畜统一由畜牧场喂养,很有意思。
吕翼的作品里,不仅肩负艺术创作的重担,还肩负着思考现实问题的使命。他没有蜷缩在金碧辉煌的艺术殿堂里,自我满足、自我陶醉,而是时刻站在时代的窗前,思考现实难题,勇于承担起改变家乡、发展家乡的使命,负责地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具有担当精神。正如李敬泽所说的那样:“吕翼敢于直面现实、关切生活、关切人民在时代发展中的命运,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担当精神。”
二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陈彦瑾看来,扶贫题材作品,既要跳出一般扶贫故事的俗套,更要跳出一般扶贫故事浅表化、概念化的窠臼,要“沾泥土、带露珠”,这就对创作者提出了高要求,要有经验积累,厚积薄发。读吕翼的中篇小说集《生为兄弟》,不仅可以看到他的脱贫故事“沾泥土、带露珠”,而且表现的主题相当深刻。比如《带幺哥一起上路》,不仅描写了啼笑皆非的荒诞情节——格达带着他心爱的宠物“幺哥”,想出双倍的过路费走高速,给“幺哥”穿“水靴”、喝酒,坐电梯上16楼,计划把它养在小区楼房里。而且,透过真实而荒诞的情节,深入思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无论是从政治、哲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理解这一论断,都可能比较抽象、空洞。通过品读《带幺哥一起上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理解,就直观具体、形象生动、形象深刻。
《从哲学上思考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一文中指出:“好生活需要,一方面意味着原有消费品升级迭代,更重要的是结构性的新需要的产生,即增加了环境的、秩序的、精神的等无形要素,偏重公共物品和抽象价值的创造,有形而上的‘道化’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秩序、安全诚信,这些公共物品和社会价值观的创造,已成为构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根基。”如果作家只停留于描写脱贫攻坚给百姓带来的美好生活,可能就是只看到表面的热闹与华丽。《带幺哥一起上路》的深刻,就在于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挖掘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人物形象更立体更丰满,情节更具戏剧性、曲折感人。
眼下的一些扶贫作品,只是将“硬材料”巧妙地化在故事里,缺少了艺术表现的张力,像新闻通讯作品,没有动人的细节,没有鲜活的人物形象,没有艺术闲笔,缺少文学性。而吕翼创作的脱贫攻坚系列中篇小说,不但深刻,而且极具艺术性。比如他惯用意象,表达深刻寓意。《主动失踪》中“连心桥”就具有丰富的现实寓意。作品写大河两岸修桥,表面上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促进商贸交流,脱贫致富,更深的寓意其实是架一座“连心桥”。吕翼在创作谈中所说的“我们需要一座桥”,主要是需要一座搭建在人与人之间的心桥。作家为什么在作品中要设置“修桥”这个主要情节,而不是修一般的路,或者是修学校、修工厂,偏偏是修桥,其中是有深刻寓意的。“桥”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它使人得以“从此岸到达彼岸”,是冲突欲望之间的过渡地带,象征解决冲突的出路,必须跨越这个地带,才能解决问题。修好“连心桥”,大家的心连在一起,在脱贫致富、全面奔小康的道路上,我们才会走得更顺畅。
威偶是乌蒙山区乡下人心中的恶鬼。此鬼专在善良人之间挑拨离间、阳奉阴违,好话说尽却坏事做绝。在《生为兄弟》中,威偶在其中害处不小。作品塑造了贺南森和马多两个人物。贺南森早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乌蒙山区的县畜牧站工作,生活能力差、吃不了苦的他,得到了从乡下调到机关的马多的帮助,两人互相取长补短,工作上顺风顺水。善良诚恳的马多,甚至将心仪自己的女孩沙雨介绍给了贺南森,但两人还是分道扬镳。原因是畜牧局空出了一个副局长的位置,两人都想当。贺南森认为自己从省城下来,文凭高、工作多年,不当上个领导,是自己的无能、没有面子。而马多想当副局长的原因,则是想通过手中的权力,给老家倒马坎村修条路。有了路,乡亲们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善。这时,威偶作怪,将两人陷入了不仁不义之地。贺南森对眼下处境深恶痛绝,通过公开招考试,暗地里回到省城工作。马多则受到处分,回到乡下工作。20多年后,在组织的安排下,贺南森被动地来到金沙江边的山村扶贫。如何面对多年的爱恨情仇,对于贺南森、马多来说,的确是个严峻的考验。作品的主题没有浮于表面,而是直抵内心,内心的贫困比物质上的贫困还难以应对。既然视为兄弟,不仅要面对友谊,还得面对背叛。不仅要面对爱,还得面对痛。贺南森为村里做了不少工作,同时意外得到药方,妻子终于怀孕。在等待贫困村即将出列的消息时,贺南森突然想起刚下来扶贫时与马多的约定,要在两人所驻村中间的山顶大醉一场。当贺南森气喘吁吁穿越无边的灌木丛,将要迷路时,每走几步,就有新砍下的用来指引方向的竹枝出现。情至于此,天宽地阔。威偶这样的恶鬼,应该是无藏身的了。两相对比,人物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来自安第斯山脉的欲望》运用了“房子”“充气娃娃”“玛卡”以及“安第斯山”等几个意象,塑造二娃与格布这两个具有强烈欲望的形象,以快与慢的方式,形象表达对人的现实欲望的哲学思考,使其作品既有创新的艺术性,更有深刻的思想性。可以说,作家“通过某种意象、共同的器物或者观念作为一种中介,把它艺术化,对这个脱贫攻坚事业进行价值提升,通过扎实的叙事实现精神升华。将民族的、地区的与世界对接,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体现中国人民全面脱贫奔小康的精神风貌。”评论家李音认为,“这些鼓动现代欲望的事物,被放置在安第斯山脉——世界上最长的山脉,意象很具有冲击力。”
三
卓今在《扶贫题材文艺创作需处理的八大关系》中说:“以扶贫工作队成员为叙述主体,叙述主体以全知全能叙述角度看待和评判整个扶贫过程。当地农民、贫困户成为叙述对象和完成扶贫事业的依托。扶贫工作者的个人感受相对较多,扶贫者以一种高姿态感受驻村扶贫工作后的生活环境反差、文化素养悬殊,作者把驻村干部与贫困户作为矛盾主体。”这些现象,成为一些扶贫作品存在的通病。而吕翼在创作这一系列作品时,并没有以“高姿态”去简单批判或者同情贫困户,而是写出他们人性美好的一面。比如在《带幺哥一起上路》塑造的“格达”形象,跟“陈奂生”形象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格达”这个脱贫的农民形象,追求美好生活,国家修高速公路征地,他率先签字支持;高速公路收费员不准他带马上高速,他最终也能理解;政府要他们搬迁到安置区,虽然有诸多不情愿,但经过一番思量,率先去参观新家。相反,“陈奂生”这个20世纪的农民形象,虽然善良纯朴,但身上存在许多劣根性,比如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愚昧麻木、狭隘落后,怕吃小亏、爱占便宜、谨小慎微、精神胜利等。“格达”形象真实而高大,而“陈奂生”形象多少存在丑化的嫌疑。吕翼通过作品讴歌了追求美好生活的脱贫形象,而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作家放低姿态,看到平等的、高贵的人,从细节和字里行间、从人物角色的定位和奋斗历程可以看到作者的感情流露——并不是一种怜悯和施舍,而是一种既热情赞颂又冷静思考的情怀。
吕翼的作品主要以脱贫对象为主角,但即使以扶贫干部为主人公,他也很好地处理好“叙述主体与叙述对象的关系”。无论是《主动失踪》中的“霍家冲”,还是《马腹村的事》中的“泽林”,在脱贫的主战场,他们找到自己施展才能的舞台,但他们并不是“高大全”的形象,而是立体化的。特别是脱贫干部泽林,他自家问题一大堆无法解决:在单位上不得志,在家里也不能帮助老婆、孩子解决燃眉之急。作家没有为了突出典型人物,将扶贫干部塑造成“高大全”“红光亮”的人物,也没有为了突出劳动人民的伟大,把村里农民全都塑造成好人。他真实客观全面地塑造人物形象,通过一把从老婆那里带来的梳子,将人物的性格一一展现。从不同的角度表现扶贫干部的困难、焦虑、耐心、果敢、责任担当、取得成功的心路历程,表现贫困群体的绝望、惶恐、焦虑、自卑、希望、奋斗、喜悦的情绪变化过程,从而使得作品渗透出了辽阔的气象,人物都富有时代气息,栩栩如生、让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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