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不是一九三一、就是一九三二年，我在陈衍先生的苏州胭脂巷住宅里和他长谈。陈先生知道我懂外文，但不知道我学的专科是外国文学，以为准是理工或法政、经济之类有实用的科目。那一天，他查问明白了，就慨叹说：‘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我不敢和他理论，只抬出他的朋友来挡一下，就说读了林纾的翻译小说，因此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陈先生说：‘这事做颠倒了！琴南如果知道，未必高兴。你读了他的翻译，应该进而学他的古文，怎么反而向往外国了？琴南岂不是为渊驱鱼么？’”

　　文中说到的陈衍（1856—1937），号石遗老人，是著名的“同光体”诗人，他所著的《石遗室诗话续编》提及钱锺书的诗。1932年除夕，陈衍招钱锺书度岁，二人长谈甚欢，钱锺书将此次谈话记为《石语》一书。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所说的陈衍言论，《石语》没记，故文中所说的“长谈”也许不是这一次。1932年春，陈衍为钱锺书点定诗集并作序。1935年5月10日，陈衍八十大寿，钱锺书登堂拜贺。1937年钱锺书留学欧洲期间，陈衍去世。

　　陈衍对钱锺书去外国学文学不理解，钱锺书当时“不敢和他理论”，但多年以后，钱锺书在《围城》中却做了这样的议论：“他（方鸿渐）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围城》第一章这通议论之后，第三章唐晓芙转述曹元朗的朋友的话：“说现代人要国文好，非研究外国文学不可；从前弄西洋科学的人该通外国语文，现在弄中国文学的人也该先精通洋文。”这些，都可看作是钱锺书对陈衍之问的俏皮回答。可惜陈衍没能看到《围城》，倘若老先生看到《围城》的话，也许会莞尔一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