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工人日报记者于灵歌    原载：《工人日报》2020年12月13日第3版

翻阅近年来主流文学奖项榜单，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摘得桂冠：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当代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是21世纪以来第7位获得该奖项的女作家。而今年的布克奖6本入围作品中有4位女性。2019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最佳小说奖、最佳非虚构类奖也均由女性获得。

优秀女性写作者不断涌现，凸显出女性作家对世界，对自身及人性的洞察赢得了普遍的、超性别的认同。

女性意识与女性体验

长期以来，文学史上的历史主角由男性作家占据。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该奖颁布迄今百年来，118位获奖者中只有16位女性。随着社会发展和女性解放运动的推进，瑞典文学院也在缓慢更新着评选观念。21世纪以来的7位女性获奖者，她们的作品对于女性的关注超过了以往所有获奖女作家。

在耶利内克、多丽丝·莱辛、赫塔·米勒和阿列克谢耶维奇等人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男性专制、社会弊病与政治压迫的批判，显现出“刺人”的女性意识。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的多部纪实性作品中，采访了成千上万个孩子、妇女、男人，探索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个体命运。在《锌皮娃娃兵》里，她直言自己的写作动机：“为了表示抗议，抗议用男性的视角看待战争。”

女性意识不仅存在于女性写作者对男性主导的社会的抗议，也存在于更为广泛的女性体验的书写中。比如在爱丽丝·门罗看似描写着日常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描绘出女性最为真实和直白的隐忍与爆发，更像是“温柔一刺”。这些女性的情感与生存体验也是露易丝·格丽克诗歌的常见主题之一，她延续了狄金森、毕肖普等女诗人的探索路径，在精准、细腻的诗歌写作中，将神学、性别、爱欲、边界、生死等主题引向更加深邃宽广的境地。

性别身份对女作家作品的语言、形象、题材、情节、象征等方面都会有影响。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系列中，女性之间的关系不再以男性的存在作为媒介，凸显了两位女性主角之间由嫉妒和竞争引发的友谊以及超越私人关系的社区政治。在费兰特的访谈集《碎片》中，她用“frantumaglia”这个意大利方言词汇，揭示一种女性的、隐秘的、难言的体验。费兰特作品的译者、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陈英认为，这个词形容的是属于女性百感交集、内心纷乱的状态，是过去文学中很少得到呈现的东西。

女性处境的文学响应

今年4月公布的布克奖入围短名单，已是第二年被女性作家主导，最终，大奖颁给了荷兰90后作家玛丽·卢卡斯·里耶维尔德，也是迄今该奖项最年轻的获奖者。有趣的是，里耶维尔德把自己的性别看作“介于两者之间”，即在男孩和女孩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

有观点认为，这与近年来兴起的Me Too运动及女性主义在文学中的诸多响应有关。如2018 年布克奖得奖作品《送奶工》，通过一个18岁少女的视角观察“北爱问题”（1960~1990年代末在北爱尔兰的暴力活动），书中描述的性骚扰、性暴力与语言暴力即便在今天也不罕见。

2019年的布克文学奖获奖者阿特伍德，其作品《使女的故事》在1985年就已出版，近年来被影视改编后掀起了新的讨论热潮。评论界普遍认为，《使女的故事》热潮与近年来美国社会保守势力的抬头有密切联系。美国活跃的保守派认为，家庭是女性注定的归宿，养育下一代是家庭的重要职能，事业和经济独立对女性而言是不必要的。这种观点与极端主义思潮相结合，对女性的身体、情感、自由和权利形成了全方位的压迫。因此，小说在出版30多年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个社会预言。

阿特伍德被奉为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代表人物，然而她本人并不觉得《使女的故事》是一部纯粹的女性主义作品。她曾表示，她想写的是社会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的受害者除了女性，还有大部分的男性。

实际上，很多女性写作者都不会标榜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被视作女性主义经典作品、“审视20世纪男女关系的先锋之作”，但几十年来，莱辛一直要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她认为女权主义把男女关系过分简单化。在莱辛的《金色笔记》以及其它作品中，她关注的话题远不止女性，而是探讨了政治、非洲、性、心理分析、梦境、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男女间的爱情等诸多话题。

女性写作者增多不等于蓬勃

认可女性才华的还有广大的读者市场。在美国NPD市场调查公司发布的2010至2019年最畅销的10本书榜单上，有8本书由女性作家撰写。雄踞榜单前3名的，均来自E. L. 詹姆斯的“霸道总裁文”《五十度灰》系列。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指出，目前女性书写者数量上的增多，并不代表真正意义上女性写作的蓬勃。“网络文学上有一些作品是写类似霸道总裁爱上我，还有宫廷政治的。宫斗剧里面的逻辑是，只有皇帝爱你，你的价值才最高。所以多少年以后我们所有人要匍匐在那样一个逻辑里面，那是非常不合理的。”

随着女性主义故事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畅销书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女性视角的作品。在亚洲市场大火的畅销书《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读社会学出身，以一名普通的80后韩国女性为这一年龄层的女性人群“画像”，详细介绍了“每个女人”的生活以及她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所经历的性别歧视。今年春季热播的电视剧《正常人》来自爱尔兰“90后”作家萨利·鲁尼的同名小说，在多个畅销书单榜上有名。这是以女性视角书写青春和爱情的成长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当代英国年轻人的情感关系和成长困惑。

赵南柱发现，最近，读者越来越喜欢关于年长女性生活的故事，关注社会生活和职业女性，表达女性同事、朋友和邻居之间的同情……“那些不曾被视为文学主题的话题如今正在被关注。”

而在中国，新一代女性写作者的性别观和写作观也有别于前辈。在张莉对当代67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中，多位写作者认为，文学作品根本上在探索人性，而理想的写作是去性别化的，没有男性写作、女性写作之分。正如青年作家蒋方舟的回答：“我向往女性的写作是人性的。她们走出女性性别，也走出性别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