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治通鉴》载，南朝刘宋政权的一位亲王刘义康在政界遭遇惨败后， 向沙门慧琳请教：“弟子有还理不？”慧琳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意思是说刘义康由于不读书，没有丰富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因而不了解历史上的得失成败，所以难免在政界失败。《宋书》曾记：“义康素无术学，暗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径行，曾无猜防”。指明他的致命弱点在于不学无术，因而视野太窄，不能“以史为镜”，汲取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活动服务。

　　有意思的是， 史书向我们提供的另一些资料却说明：一些亡国之君恰恰是学识渊博、酷爱诗书的。试以梁元帝萧绎为例，据载，承圣三年（554）冬十一月，西魏铁骑攻陷江陵，“帝入东阖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所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资治通鉴》卷一六五）一个被人视为因“不读百卷书”而身败名裂，一个感伤“读书万卷，犹有（亡国之）今日！”在帝王贵族读书是否有益的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态度。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史官们有不少论说，其基本态度都倾向于“读书万卷，犹有今日”。唐太宗著名的谏臣魏征曾说：“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 信非虚论。”在此，魏征把才艺和亡国联系起来，意在揭示二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必然关系。

　　身为人主，多有才艺为什么就容易亡国？才艺和亡国有什么联系？魏征对此做了一些分析， 他认为只为追求个人享乐而读书，而“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陈书·陈后主传》）魏征身为谏官重臣，立论多从政治角度着眼。这里，他看到“淫丽之文”和“浇伪之风”对巩固政权的危害，敏锐地察觉到提倡什么文风，关系时代的盛衰和国家的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