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202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法籍捷克裔作家米兰·昆德拉再次“陪跑”。不过，今年9月他获得了卡夫卡奖，这个文学奖是由捷克卡夫卡协会于2001年创设的，对于原籍捷克的昆德拉，捷克人一直怀有复杂的情感，这是一个迟来的承认，正如昆德拉曾引用过的一句名言：书籍自有书籍的命运。

　　很多中国读者知道昆德拉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韩少功翻译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翻译了他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现译《告别圆舞曲》）《玩笑》和《生活在别处》。在其他西方现代小说之外，昆德拉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了另一种文学图景，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昆德拉热”。迄今为止，他的十一册小说、一册剧本、四册文学随笔都已在国内出版。2018年6月，我曾走访昆德拉的故乡布尔诺，那天天空飘着小雨，站在昆德拉出生的住宅前，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隔着时空与作家对话。

　　昆德拉出生于1929年4月1日，今年已经91岁了，他曾说自己出生的日子决定了他的幽默性格。他是一个思想型、知识型的作家，作品中充满思考和反讽，这种哈谢克式的幽默源于捷克的平民传统，但又比哈谢克多了一些存在主义的意味。他对时代的思考，都可归结为缺乏理性的激情对时代的影响。他将这种激情称为“刻奇”（kitsch），即把生存中无意义的一切事实都排除在视野之外，而生活的全部却要比我们想象得复杂。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出版于1967年，是他对“黑格尔的蜇伤”（米沃什语）的自我反思。虔信“历史目的”的主人公因为一个玩笑遭到惩罚，多年后他想报复整他的人，故意勾搭他的妻子，但那个人早已移情别恋。由于不再信任任何人，他错过一段真实的爱情，让他明白了生活比历史更广阔。在《告别圆舞曲》中，一个曾经的被迫害者同样出于对人的不信任，当他无意中将毒药给了一位陌生人后，他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昆德拉的主人公都是不由自主地采用了生活中熟悉且畅通无阻的行为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互害。

　　这种互害往往还出于高尚的目的，《生活在别处》中，昆德拉对近代以来的诗人进行了反讽，诗人们的“抒情态度”总是使他们反对生活的日常性，向往有意义的人生，结果却导致他们对恶的赞扬，传统的价值体系突然崩溃，再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同样是面对存在的虚无，西方存在主义作家的主人公都是孤独的个人，既没有选择做迫害者，也没有选择做受害者，而昆德拉笔下的主人公却常常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

　　昆德拉最著名的小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1968年捷克被入侵为背景，描写了不同人物的人生态度。书中的特蕾莎和弗兰茨代表抒情，属于“刻奇”，托马斯和萨比娜则代表怀疑，属于“反刻奇”。对昆德拉来说，“刻奇”就是对“生活中无价值时刻”的蔑视，它意味着无条件地追求生命意义，这与大众文化的媚俗正好相反。“刻奇”是遮蔽生命本质的自我欺骗，但同时又是存在不可避免的一种状态。就像彻底的怀疑主义者萨比娜，最终还是感到没有了意义，人就会陷入生命之轻。

　　昆德拉于1975年移居法国，并且渐渐改用法语写作，小说主题也从社会批判转向存在批判。《不朽》描写了法国两姐妹的不同人生态度，从存在的角度，将人对意义的追求归结为对不朽的渴望，是“灵魂的恶性膨胀”。换言之，昆德拉对存在的意义采取了一种解构，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就题为《庆祝无意义》，所以，有的西方批评家也将他的作品归于后现代主义。

　　昆德拉往往采用一种复调的结构，同一时刻的不同场景，不同时代的各种人物，出现在同一部小说中，甚至作家本人偶尔也会在作品中现身，仿佛是在进行跨时代的对话，这些议论充满哲理，给读者带来思想的启迪。在昆德拉看来，小说是反抒情的，是不确定性的智慧，它探索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小说的唯一道德就是认识”。

　　我个人认为，昆德拉早期的小说写得更好，冷峻的怀疑和深沉的感伤构成了一种苦涩的微笑，而他的文学随笔则显示出他知识的丰富和思想的敏锐，读来令人兴致盎然。昆德拉曾引用过一句犹太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当今时代，昆德拉的声音仍然值得我们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