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化巨大，但文学表现的重点也许不是时代。有人不解，总强调自己的写作就是为时代画像和代言，不断地搬出过往大师，说他们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等。这样讲似乎不错，因为教科书和文学史就是这样说的。“时代”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无所不有，反映它即是全部，无可遗漏。但如果细究一下，比如人性、社会、自然、体制，作家着力探究的一定是其中的某些元素：诸元素混合起来就要发生反应，就像不同的物质放在一起要发生化学变化一样。

　　有人认为文学最重要的莫过于表现“人性”，这就与表现“时代”的想法有了一点差别。人是时代或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因为现在是人类社会，是人的时代。远古就不同了，在恐龙时代，时代的大角色是恐龙，那么表现恐龙才能更好地表现时代。人类主宰了世界之后，对人的关注就成为主项。既然时代主角可以变化，那么可见主角和时代这二者还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表现“人性”不完全等同于表现“时代”，虽然二者关系紧密。

　　如果作家表现的重点在“时代”，就会以社会体制结构为视角，不自觉地把这个客观的外在力量看成决定作用，而人是附属的、跟从的、渺小的，就和大风中的灰尘差不多。这看上去是有道理的，是抓住要害，大处着眼：许多大作品、具有强烈历史感的巨作，莫不如此。

　　但是有的作品也不尽然，而是将人作为重心和中心。他们认为把“人性”写出来，把人写出来，一切即得到完美和全面的解决。人物命运包含了社会的悲喜剧，表达了整整一个时代。我们看到和记住的首先是人，是他或她的故事，是人的挣扎和奋斗。我们会惊异于生存的奇迹，人性的复杂。的确，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每一部杰作都有令人震惊的发现和表达：人性怎么会变成这样？

　　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作家真的提供了新的“人性”吗？一部作品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它的根本原因，是这种“人性”的陌生化吗？不，也许完全相反，是它所包含的“人性”的恒常不变的部分。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惊人的改变，基本的人性还是存在的，它是不变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人性是从来不变的。人性就是人性，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大幅度的偏移。无论是至善至恶，都是人性中固有的。那些似乎陌生的部分，只是作家的又一次发现和记录，它本来就存在于人性之中。

　　那么，人性在不同时代、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演变以及可能，就成了文学表达的真正要务。人性在某种机缘中的伸展和扭曲，不仅不能成为文学的措手不及，反而是它的最大机遇。所以杰作通常不会匆忙跟随“时代”，也不会将“人性”固化，而是表达这二者的对应和演变。它们有一个发生反应的临界点，有诸种条件，文学家不会疏漏任何一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