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重辞采，古文重结构。但是，光有好的结构，也并不一定就是好的古文。古文在修辞上也有其格律的讲求。古人所谓古文不可入时文帖括语，不可入小说俳诨语，不可入汉人笺注语，不可入宋儒学案语，这些都是古文的“律”，也即不可凌犯的戒条。至于说到古文的“格”，也即这一文体所宜到之地步，则也有它在修辞上的主张。韩愈有惩于骈文用词，多有雷同，倡导“唯陈言之务去”（《与李翊书》），其意思是文中凡三字以上连用在一起为古人曾用过者，皆不可用。前人称韩文造语至工，即因他务去陈言，出语生新，这正是韩文能泽被后世，成“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根本原因。宋黄庭坚《与洪驹父书》谓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这是强调杜诗韩文的渊雅，强调杜、韩在创作过程中对前贤作品的继承，而杜诗韩文自铸伟词的一面，黄氏却未论及。

　　古文的高标，始则尚西汉，李清照论词，就说“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西汉作者，如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莫不高古朴厚，初无意于文章，而文章自高，是所谓天籁之文。自南宋后，渐尚近世之文。陆游《老学庵笔记》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至明代，人们心目中已形成了“唐宋文”的概念，其后再学古文，一般都是从唐宋文入手，这是因为唐宋文有法度，学者易循途而入。

　　今天我们一说古文，第一时间想起的，必定是“唐宋八大家”。八大家指唐之韩、柳，宋之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唐宋之善古文者，当然不止此八家，而所谓“大家”，是相对“名家”而言。明人胡应麟解释说：“偏精独诣，名家也；具范兼镕，大家也。”（《诗薮》外编卷四）所谓大家，对后世作者而言，具有典范意义，而又能镕铸不同风格，精擅各种文体或文类。大家之文章，必须是宜于仿习的。宋人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第一次专选了八家之文，其目的是指授后学，俾习文之士得以仿作。但他所选的八家，有张耒，而没有王安石，他也没有明确提出八大家之说。

　　一般认为到元代朱右那里，才有唐宋八大家概念之成形。朱右编《唐宋六先生文集》，所选为韩、柳、欧、王、曾及三苏之文，但他认为三苏实为一家，以苏轼作为三苏的代表，故曰“六先生”。此后明人唐顺之编《文编》，只选唐宋这八家的文，但都没有特别提出唐宋八大家的说法。真正明确提出唐宋八大家之说的是明人茅坤。其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第一次明确了唐宋八大家的名号。

　　何以明人会特别提出唐宋八大家之说？何以清人论唐宋文，亦皆对明人的说法遵行不悖？原因是明清人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是八股文，即所谓的“时文”，时文最注重文章的结构，而唐宋八大家在结构上最精妙，最便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