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的文学，比呼唤“新人”更迫切的，是呼唤“人”的回归，只有有了足够多数量的人，才能催生某种期待中的“新人”。

根据季节演变、日月交替来提出“时间”的概念之后，人也就被囚禁在时间里了。本来如常的某个时刻，被赋予意义，那个时间节点便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时代分裂处。在文学当中，也是一样的，好像我们面对某个历史时期，文学中便天然地应该出现某个新人物，这种人物，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之后才能出现的，其寄托着某种对未来的展望。

在我看来，近来对“新人”呼唤，是与我们进入“新时代”相关的。多年前，曾有一首流行大江南北的歌叫《走进新时代》，可当前关于“新时代”的说法，跟这首歌里的新时代，并不相同。当下的“新时代”的说法，来源自党的十九大报告，其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新时代到来的标志。之后，文学领域内，2019年2月，《文艺报》开辟“新时代，诗歌再出发”专栏，刊发一些诗人、评论家关于新时代诗歌的讨论；再之后，诗刊社还主持了好几场关于新时代诗歌的讨论会。可具体到文本上，我们仍不免疑惑：哪首诗，可以算是新时代诗歌？扩大开来，就可以继续发问：哪篇小说，算是新时代才有的表达？哪个小说人物，是新时代才能诞生的“新人”？这些疑惑没那么容易找到答案，也就逐渐变成了某种关于新时代的“新人”的焦虑。

是，无论是作为文学杂志编辑，还是普通读者，我近些年都很难在文学作品当中看到让人难忘的人物——不仅仅那种担负着某种期待的“新人”看不到，连让人有点印象的人物都很少见。人物之“死”，确实是当前文学的某种通病，当下的作家，丧失了鲁迅那种用“茴字的四种写法”就点活孔乙己的本领，纯文学贡献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甚至远远不如金庸、古龙等武侠小说作者。“人”怎么好像忽然就从文学当中消失了呢？尤其在诗歌写作中，修辞游戏或苦难卖弄，几乎把人完全踢开，只剩下文字和标点的组合。在我看来，对于当前的文学，比呼唤“新人”更迫切的，是呼唤“人”的回归，只有有了足够多数量的人，才能催生某种期待中的“新人”。

韩少功在2019年7月22日的《文艺报》刊发了一篇短文叫《人民学和自我学》，他在文中谈到了二十世纪的文学遗产，他认为，相较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文学出现了两种情况：“情况之一，‘人学’成为‘自我学’，或者说出现了自我路线。”“情况之二，‘人学’成为‘人民学’，或者说出现了人民路线。”第一种情况，催生了文学向内转，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卡夫卡等这些西方作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原子化的个人；第二种情况，在文学中表现“人小物”，汲收民众语言，代表民众利益，是某种意义上“为工农大众”的“普罗文艺”。他认为这两个方向，从不侧面拓展了文学中对人的认知，而当下，这两种情况走向极端，“自我学”变成“自恋、自闭、自大……越来越面目雷同，离真正的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人民学”则显示出某种代言的虚假，“‘文革’时期也出现过‘造神’化的某些文艺宣传，直到当下广受非议的‘抗日神剧’和‘高级黑’，‘人民’的形象在文学中屡遭扭曲，一再变得空洞而干瘪。”也就是说，二十世纪的两个文学遗产，在走到某种极端之时，也走到了文学反面，文学里的人消失了，仅仅剩下某种符号和标签。这并非中国文学的问题，也是全世界文学所遭遇的共同困境。这篇短文的最后，韩少功认为：“文学可能仍是‘人学’，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大可能回归神学或半神学，也不大可能沦为物学或半物学。”道理很简单，回归到“人”，可怎么回归，又是一个没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不局限于文学，我们稍微把目光放大一点点，就会发现，当前的电影里，“漫改电影”几乎席卷了一切，那种本就来自漫画的“漫画式”人物，让当前的电影变得越来越面目单一，英雄拯救宇宙的故事被一遍遍重复，收刮高额票房。在这些漫改电影当中，不欢迎新人，所有的人物设置，都得符合某种规定中的“爽点”——大数据分析后的结论，让电影人物只能按照某种既定的性格套路来展开，人性被“归类”，复杂性被消解，人再也不像人。在无数外在条件所裹挟下的表达，人是不被看到的，我们能看到的，是各种音、声、色奇观。最近，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在谈到漫威电影时，也曾抨击：“我不看漫威电影，我试着看了一点，但漫威电影不是电影，是主题公园，不能向观众传达情感和给予观众心理体验。”

当前，智能手机、智能手环、智能手表、平板电脑——无数的“智能”设备，争夺我们的眼球、占据我们的时间，人和人的交往，也从现实里的“见面”转移到了手机上的点赞、回复和语音——人的关系在迅速发生改变。甚至，人的脸都看上去没什么区别了，不需整容，只用某个APP，瞬间就可以把一张脸变得符合流行的审美、彻底淹没在大数据的篡改和统一当中。在这种个人消失的环境中，写作者要去挖掘出某些有个性、有新鲜感的人，确实不是那么容易。近些年的小说里，以小说人名来当题目的，越来越少见，换句话说，可能在写作者的潜意识里，个性突出的人，已退让于日常的琐碎或某种编造出来的“传奇”；或许，连写作者都认为，写出一个可以用来当题目的人，还山高路远。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无比焦虑，希望能找到文学中的“新人”，可其不会因为我们的焦虑而早日现身，因为，我们的时代环境、技术现实，是拒绝着真正的人的现身的。目前，渗透进文学领域的人工智能“小冰”，已经写诗、已经参与文学问题的问答；原《收获》编辑走走，已经用大数据分析小说的风格、高频词和价值走向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中，以为引导、呼吁一下作家去开掘、去发现、去书写，就能找到“新人”，显然想得简单了些。至少，在找到“新人”之前，我们得先找到“人”，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人——即使他破败不堪，即使他没那么正面。

有时我也想，为什么诗人、作家的声音，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微弱，而属于这个时代话语中心的，往往是马云、任正非、雷军这些技术行业从业者？这不仅仅是人们因为其财富而过分关注，而是，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前瞻和思考，已远远超过了那些词字、标点的指挥官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的写作者，要想找到我们所期待中的“新人”，还有很多前期工作要作，我们不但要在文本中重新找回“人”，甚至在写作的主体上，也得和不断进化着的“技术写作”竞争，以确定“人”的主体地位。

“新人”出现之前，我们先当一个人吧——也许他没那么新，可他的身后，跟随着“新人”出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