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在去年年初做过一个作家笔谈专题《我们的文学，需要怎样的新人？》，也是呼应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第三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怎样理解这个“新人”之新，铁主席有过一段表述：“面对时代和生活的新变，我们的文学要积极塑造新人形象。新人的新，不仅是生活和工作形态的新，也不仅是社会身份的新，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新，是新的精神气质、新的生命追求，是对自我、对生活、对中国与世界的新的认识和新的想象，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行动与实践。”时隔一年，我们更深一层探进文学的内部，思考新人、新主题和现实题材创作的开掘。

我想所有的“新”都是从“旧”里孕育生长焕发出光彩的。“新”是“旧”的重温和唤醒。如果“新”意味着现代性和内在的精神性，那么这个现代性和精神性也是有母根和源头的。这一点，作家们都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弋舟在笔谈里强调，小说家要注意传统的新颖性，也即我们祖先早就说过的话——温故而知新。

这个“新”，文本之外，指向写作者的话，应当和年龄无关——拥有一颗年轻而苍老的心的写作者实在也不少。或许更首要的，是不拘囿自己，不给自己界限和标签，敢于打碎自己冒犯自己，从惯常的舒适区里跳出来。这一点，作家们心里也有数。

素有理论教养的年轻博士后唐诗人比作家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世界性的困境：倘若“不要以往的、既有的各种主义、话语，那我们的青年作家能够创造出新的贴合当下现实感的主义、话语吗？难以创造新的‘主义’，我们又如何树立起新的文学旗帜？”他给出了一个路径：多点现实，少点主义，回到基本的生活感受中去。

所以你看，清醒的写作者评论者不在少数，年轻一代也都在构建着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然是世界性的困境，那么就从世界性的阅读中我们来看看伟大作家的精神跋涉。这一年，我用上下班路上的碎片时间听了两部经典：《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被一种激情裹挟着，感同身受克里斯朵夫元气淋漓又与痛苦贴身肉搏的灵魂创痛。

什么是艺术？一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最该坚守的是什么？在罗兰还是一个年轻大学生、彷徨无助于十字路口的时候，他有幸得到了来自遥远俄罗斯的宝贵回应。那是老托尔斯泰用法语写给他的38页纸的长信。这封回信以“我亲爱的兄弟”开头，“‘我收到了您的信，它打动了我的心。我含着热泪读完了它。’然后，他试着给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阐述他对艺术的见解：只有那些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艺术才有价值，只有那些能为信念作出牺牲的人才称得上是艺术家。并不是对艺术的热爱，而是对人类的热爱，构成了一切真正使命的前提；只有充满这种爱的人，才能指望在艺术上作出宝贵的贡献。”

读茨威格在《罗曼·罗兰》传记里的这段话，我脑海里跳出一个久违的词：境界。一个写作者要拥有怎样的境界，才能具有自我审判、自我剖析、深刻自省反思的能力和天问精神？好比我们熟悉的俄罗斯文学里，响彻的即是这样一种宏伟的精神追问。如果说我们要在新人、新主题上有所开掘，除了注意传统的新颖性、突出时代的当下性，或许作家内心机制的更新与重启是更重要一环。

罗兰笔下的典型——克里斯朵夫，一个失败的胜利者，他的目标不是成功，是信念——“只有那些能为信念作出牺牲的人才称得上是艺术家。并不是对艺术的热爱，而是对人类的热爱”，一个写作者在提笔时，要经历怎样的煎熬才能走向一个辽阔世界！

也许这面旗帜太嘹亮了，我说一个乱世里的小人物，王安忆《考工记》里的世家子弟陈书玉。这个生活在老上海的一介平民努着力不被乱世吞没，以近乎执拗的愚钝和无畏守护他的老宅。他的一生，就是“乱世当中，低头做人的姿态”，似乎看不到新的精神气象，但王安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因为要保护一幢老房子，他在命运里的自我修炼，“考工记”考的是世道人心，是精神世界的自我磨砺，也是尊严的安放。也许一个好作家，有能力听从自己的内心，也能够深含博纳的巨大积存，滋养和提炼那个直指心灵的文学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