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的眼光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正从当代人的生活之中逸去。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掉头而去，想要到别处寻找。我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将脸更凑近生活，看一看同时还消失了些什么，又嬗变出了些什么，滋生出了些什么。”在一封给作家同行周梅森的信中，梁晓声谈着他对“写平凡的能力”的理解，“这也许是时代对我们这一批人的新的苛刻的要求。”

　　几十年来，梁晓声正是这种平凡的书写者。2019年，他的《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部115万字的长篇小说依然延续着这种书写。

　　“文学对我意味着改变命运”

　　梁晓声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在梁晓声上小学一年级时，跟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将妻子和五个孩子留在哈尔滨。直到1978年退休，梁晓声的父亲在将近20年的岁月中，绝大多数的时间没有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父亲的工资当年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自己花用十余元，每月再攒十余元。如果不攒，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带些钱回到家里了。”即便如此，父亲也只得隔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

　　梁晓声的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到一个铁路工厂去做翻砂临时工。翻砂是将融化的金属浇灌到铸型空腔的重体力活儿，即便男人干，都很危险。

　　梁晓声将那一代人的贡献理解成一种宿命。“那个时期的中国人，有一种‘有一分热，发十分光’的精神。”梁晓声说。

　　1968年，高中毕业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后，梁晓声频繁参加连队文字任务。团里的宣传股也知道了，梁晓声有了进一步的施展空间，他渐渐地在《兵团战士报》上崭露头角。不久，他参加了全兵团第二届文学创作培训班，真正向文学迈出了第一步。次年，第三届培训班上依然有他的身影。

　　文字水平的精进，让梁晓声调入一团宣传股当报道员，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小说、散文和诗歌上。但仅过了一年，他就被“精简”了。出于一种较劲的心态，梁晓声主动申请到干活最累的木材加工厂，成为一名苦力。

　　好在，在培训班期间抓全团文学创作的崔干事得知了他的情况，千里迢迢来找他。崔干事坚持认为，培训班的知青必须要有几个成为作家，“我对你不只有友情，还有责任！”半个月后，梁晓声就被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为期一年。

　　1974年，复旦大学来到黑龙江招生，招生老师看了兵团总部编写的集子后，对他写的小说《向导》印象深刻。当时，梁晓声经过一系列辗转，又回到了团里继续抬大木。招生老师下决心见一见梁晓声。“他先从佳木斯乘车12小时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坐车到黑河，而铁路到中途的北安就没有了，所以要下车，再坐8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最后到我所在的团，路上就有三天时间。”经过一个半小时交谈后，招生老师决定招收他，还特意向团里领导打招呼：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1974年9月，梁晓声从北大荒来到上海滩，进入复旦大学。

　　60岁之后，猛醒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并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开始，梁晓声蜚声文坛。随后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以及据此改编的电视剧，更是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作品。在那个文学热情高涨的年代，梁晓声绽放出耀眼光芒。

　　2002年，他到北京语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迎来了又一次转变。“到了大学做老师，开始给学生讲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这时候就真的应该去想这个问题了，这时你才会猛醒！”这种“猛醒”在他60岁之后尤其强烈，“我都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了；都评上二级教授了，而一级教授又很少；60岁以后该退休了，但学校说你不必退休。所以，你还要证明什么？得到什么？”梁晓声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最终明白了：“回想我做的文学这件事，它的意义在中国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个他长时间没有认真思考过的命题，他开始再一次回归文学，并认为应该为了这个意义写一些东西了。

　　梁晓声对记者说，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不同点在于，西方文化由文学艺术和宗教组成，对于西方来说，宗教是文化的长子。“但是中国，国家经历那么多历史的沧桑和变动，社会的进化说到底就是人性的进化。尤其是商业时代怎样对待财富，怎么对待和他人的关系，等等，这些都要通过文化来给予诠释。”

　　在中国，文学是文化的长子。梁晓声将文学比喻为文化的“二传手”，是在替文化分担一些重量。“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的生活。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这是《人世间》中，梁晓声写在附赠书签上的一段话，恰能让人理解他为影响青年、影响世道人心做出的努力。

　　“活到70岁左右时会发现，做文学做了一辈子，你总得有件像样的手艺活儿放在那里。”梁晓声说，《人世间》就是他做的像样的手艺活儿，对得起文化，对得起文学。因此，“我想让年轻人明白我70岁才懂的这些道理”。

　　立足当下的人，应该得到更多敬意

　　梁晓声说：“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学会纵向比较。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的国家变化了没有？哪些方面变化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没有？是只有一部分人提高了，还是绝大部分人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国家发展的益处？这不光是经济上的，还有思想方法上的，人作为个体，毕竟是有观念的。还有就是阶层，不同社会阶层在这50年来要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仅仅以满足民间诉求为标准，还要兼顾数量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物质诉求和精神自由度的诉求，表面上看起来像两条各自运行的车道，但总有一天会交叉起来，变成绝大多数人想要的。《人世间》就是通过叙述，缓慢地表现这些道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写《人世间》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曾犯过同样的错误。后人能做的，就是包容这些历史，当然包容的前提是反思。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做的不是这样的事，而是全身心地致力于当下。当下需要建设什么就建设什么，当下需要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站在当下看明天。”

　　“这两种人之间，我以前可能是对前者敬意更大，现在突然悟到了，我可能对后者敬意更大。我们的一切成果都不能仅仅通过回顾历史、反思历史自然而然地生成，无论你反思得多么深刻，都是要靠后者，就是那些当代人，来做具体的事。”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