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最没有争议的争议作家，彼得·汉德克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众多猜测，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禁自问为什么是他？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松说，汉德克接到他们打去的电话时“非常不安”，几乎说不出话。而按照汉德克自己的说法，他根本没想到能得奖。在接受瑞典《快报》采访时他说：“我当时正在擦鞋，准备去采蘑菇，斯德哥尔摩的电话就响了。我还以为是有人跟我开玩笑，也没告诉我太太。后来我的手机又响了，我才意识到这是真的。”更准确地说，他不断用德语向对方确认“这是真的吗？”得到确定无疑的答复后，他才相信这是真的。

即使得到确认后，汉德克或许还会自问为什么，但他不会把它说出来。2016年他访问中国接受媒体采访，在回答了几个问题后，他反问提问者，为什么不去街道上走走，去外界多观察观察？他不明白为什么写作者要承担解释一个又一个“为什么”的义务。“为什么？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一个作家，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作品，我负责写出来就够了。德国有个神秘主义者说过一句话：玫瑰的鲜红和‘为什么’没有关系！其实我内心有很多为什么，但我不会把它说出来。”

汉德克不把“为什么”说出来，但他在大量诗歌、戏剧和小说作品里，把他想的或感受到的“为什么”写了出来。他将自己抛向一种不可知的境地，为的即是寻回自己的心灵空间。他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平衡总是不断被打破，但他一直不忘努力寻回这种平衡。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后回到奥地利，一度在萨尔茨堡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自然和乡村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这一时期，他创作了《缓慢的归乡》《圣山启示录》《孩子的故事》《关于乡村》四部曲。如有评论所言，他的叙述风格发生巨大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从1980年代开始，面对生存现实的困惑，汉德克写下《痛苦的中国人》等作品，试图在艺术世界里寻求永恒与和谐。

但进入90年代后，他开始比较多介入现实，由此把自己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这自然有整个世界的现实环境发生巨变的原因，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汉德克个性发展的必然。诚如书评人宫子所说，为了能够真正摆脱思维的惯性，在观察中理解世界，汉德克要求将自己从熟悉的语言环境中放逐出去，穿越边缘，进入异乡。

复杂的个人身世让汉德克始终有一种焦虑感，而出生环境——德国、奥地利，以及斯洛文尼亚，都似乎应该是他的故乡，却让他难以有明确的归属感。这就注定他必须在写作中重新开始理解自我，从头开始理解每一个地方。汉德克如他在“归乡”四部曲里塑造的主人公一样，试图找到自我在世界站立的方法——获得“写作的权利”来捕捉真实。但体认或获得真实，无论对汉德克，还是对生存于世的每一个人来说都非易事。也正因为要感受和捕捉真实，汉德克要不时把自己抛离到异乡，成为一个既定规则的违抗者。这就能理解汉德克为何坦言写作时自己更多偏向于像一个打破法律界限的人。“每个句子，我都要让它陷入危险当中，不管是一次还是一百次，我都要允许自己打破自己的界限或规则。”

汉德克也似乎只有把自己抛到一个异乡环境中，才会得到更多关于自由与理想的体认。汉德克曾说：“我的创作都来源于我自己，还有对人类的怜悯”。他也格外珍视比他大20多岁的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在法兰克福时曾当面对他说的话：“你写下的都是美的事物”。而他在小说《去往第九王国》里写到的“第九王国”，虽然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个有缺陷的国家，却不妨看作是他在小说里暗中追逐的一种理想状态。他说：“只要我还在写作，一定就有另外一个空间在起作用。如果我没有对另外一种空间的梦想，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诚如宫子所言，汉德克写作的价值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勇于探索歧异的观察方式。“在汉德克的文学中，所有他者给予的、媒体传递的都具有令人生疑的不可靠性，他用自身主体探索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汉德克充满质问和探寻的写作中依然有理想的烛照。由此我们更可以理解，得知汉德克获诺奖后，奥地利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何以在社交平台上称赞汉德克“照亮了存在的缝隙”。如范德贝伦所言，汉德克细致地体察笔下人物的情感和想法，语气直白而又独特，带领作为读者的我们进入到他的世界和语言中。这不仅是我们要感谢汉德克的地方，也是我们要阅读汉德克的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