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家和文学杂志，还有文学批评、读者一起推动文学向前发展，左右文学运动的盛衰，决定文学成就的高度。优秀的作家依托文学杂志这块平台施展才华，在这片土壤上春耕秋收，成就梦想，同时，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也养育了文学杂志，它们是文学杂志的乳汁。

在我去过的作家书房里，贾平凹的书房让人印象深刻。他的书房里有好多奇石，他的书桌是一张硕大木头制作的桌子，墙上、地上都是书画、玉器，还有品种很多的陶罐。我们喝茶是在一块大石头上面，坐的也是石头。我第一次去，他为了表示友好，很慷慨地说：这个屋里只要拿得动的东西你可以拿走一件。我想了想，字画我不辨真伪，石头又搬不动，只好拿走一只陶罐。第二次他又要送我陶罐，我说你送别人吧，因为我对这些东西完全是外行，坐飞机不能带，万一查出来是文物的话还麻烦。

我们都知道贾平凹的书法写得非常好。你去西安的话，会经常看到茶楼啊宾馆啊，都有贾平凹的题字。我这里讲的是他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还非常善于向民间文化学习，像海绵一样的吸纳民间文化中的养料。如果有谁因此而得出贾平凹就是土得掉渣的作家，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的身上有着非常超前的意识，在长篇小说《高老庄》里，他写到了汉人为什么变矮，这是关于人种学的，又写到了飞碟，这是现代科技研究的热点；在《土门》里，他关注的是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农村被城市一点一点地吞噬，他讲的是生态问题；在《怀念狼》里，他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性的异化。《秦腔》得了茅盾奖，茅奖给他的评语我觉得写得非常的贴切。《秦腔》是贾平凹写故乡的人与事，但他的叙事却是非常现代的，批评家谢有顺说《秦腔》是用汤汤水水的日常生活细节来推进小说的。《秦腔》一开始不好读，但是你只要认真的沉下心来读的话，你会被它所吸引，有一种浓郁的情绪在吸引你。

洋和土，传统性和现代性，那么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作家的创作中，这可谓是大家之气。像贾平凹这样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作家，却对所有现代的东西，后现代的东西，对当下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很关注。

贾平凹重要的长篇好些都发表在我们杂志，优秀作家带给杂志的就是一个精神标高。在中国一线作家中，还有很多人都是用他们重要的作品来支持《收获》的，像王安忆、余华、迟子建，像格非、北村、阎连科，像当年的马原，像前面说到的李洱，还有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出生的一拨拨年轻作家，他们都和《收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格非在华师大的时候，他那儿就像是一个文学的会所，来来往往，无异于作家的停泊地，中转站，说雅一点，也可叫做精神的港湾。像马原、余华、苏童、北村、李洱、宋琳等等，这串名字还可长长的列下去，都曾是华师大后门一条小饮食街上的常客。大学晚上校门关得早，聊天聊得饿了，就只能翻过华师大的大铁门去消夜。在我记忆中，马原人高马大却身手不凡，翻越大铁门时轻捷如猿，一点不输给精瘦精瘦的李洱。我想，华师大后门的那扇大铁门，应该陈列进现代文学馆，因为当年在大铁门上翻来翻去的，竟然是中国当代的一批实力派作家。

格非少年白头，我有一次开玩笑说，你这一头沧桑，该不是为中国文学的前途思考出来的吧？　他确实属于中国作家当中思考比较宏观的一个。我和他一起去了西藏，那次出游的有趣经历，很多年前出现在他的散文里，很多年后出现在他的小说《蒙娜丽莎》里。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上世纪的格非，我会想到“焦虑”，为写作焦虑，为现实焦虑，为历史焦虑；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新世纪后的格非，我想到的词是“淡定”，淡定的目光，淡定的语气，淡定的神情。

当时我们在华师大，除了喝酒谈文学，偶尔也会打牌下棋，一般来说，打80分或者四国大战，格非都是我的铁杆搭档。如果我不成为他的搭档成为他的敌手的话，我们都会很焦虑。因为打牌与写作、与生活是一样的，有一种气味相投，有一种场。

我还想说说迟子建。迟子建成名很早，她二十多岁的时候，文坛都知道东北有个才女。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哈尔滨，她请我在中央大街的一个西餐馆吃饭，吃完饭去她家喝茶，书架上全是书，写字桌上堆着一大堆稿子，写作的艰辛和清寒一览无余，那时候的迟子建虽说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她始终在发表作品，她始终在一个水平线上。这就是我说的作家的调整期，记得张承志说过，作家不可能永远一篇比一篇写得好。对写作者来说，调整期是很折磨人的，它需要毅力，需要调整心态，需要一种苦熬。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东北少数民族一个女萨满的一生。萨满是为别人除病祛灾的巫师，可干这行当会伤及她的身体，伤及她的亲人，最后她的亲人一个个死去，她变成一个孤独的老人。作家用早晨、中午、傍晚三个时辰来象征人的一生，整个长篇小说把女萨满一生的境况全部写出来，这是一部令人震动、忧伤又充满诗意的小说。

前些年我还不是华语传媒奖的评委，马原先生是，那届评奖投票前夕，他深夜打电话给我，想听听我对东西的《后悔录》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意见，这两部小说最后入围竞夺年度奖。我谈了我的看法，大意是说迟子建的小说比较典雅，东西的小说可能比较叫座。

后来是东西得了，迟子建没得奖。结果公布后不久，我在修改长篇，手头放着几本外国小说，我喜欢写东西的时候随意翻阅，但很奇怪，当时最想翻阅的居然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迟子建的这部作品也许更带有经典性。我很冲动地给《当代作家评论》的主编林建法发电子邮件，为我当初对这部小说的意见感到内疚。

我在一段时间里反复强调：《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幻想性叙事的代表作品，今天我们太缺乏《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具有审美理想的作品。迟子建得了茅盾奖，我非常高兴。我给她发了短信向她表示祝贺，并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虽说这些年文学整体的状况令人担忧，但你的写作却又进入了一个上升期。她说感谢我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鼓吹。《额尔古纳河》给我们的启示是：好作品不用计较一时的得失，好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想，还有很多作家朋友长期以来支持我们的刊物，《收获》这个品牌的确立，凝聚了他们的心血。在《收获》最困难的时候，作家们会说，我们不要稿费，也照样支持你们刊物。

这与个人交情无关，是大家希望我们国家有一本发行量比较大、又比较权威的杂志的存在。

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文学？　我想，首先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至少今天看来，文学还不会消亡；其次，我们只要稍稍留意的话，就会发现文学其实像水一样，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所谓润物细无声，悄悄的、无形的在影响这个社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是有出路的。文学需要提振元气走出困境，文学正面临一次重新整合的机遇。网络、类型小说、民间传说、手机信息都可能成为文学整合的对象，未来的文学需要更加开放、多元、包容，也许还带有中国式的后现代的特征，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强调创新精神原创精神，强调想象力和幻想性，一种我称之为幻想性的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希望。

回到最初的问题，把几十年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一本文学杂志，虽然并不轰轰烈烈，并不可歌可泣，但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你所做的点点滴滴都与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与这个时代往前行进的步调是一致的，想到这一点，你就觉得十分的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