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朱辉有过两个比喻，一个是“抓痒”，一个是“点穴”。

年轻时逮到什么写什么，随性而起，随性而收，写得潇洒自然。尽管并未耗用太多的心力，但也尽力写到最好。“哪里有感觉了，哪里痒了，就去挠挠，抓上两下。”朱辉形容说，这是一种抓痒式书写。而在连续推出四个长篇小说以后，朱辉专注于短篇小说的写作，如果探究更深层次原因，是因为年轻时身体是不疼的，如今朱辉关注的不再是身体的痒，而是心灵的痛。

小说确实是一门艺术，但是短篇小说不仅需要艺术感，更需要技术性，恰好朱辉是理科男出身有着出众的技巧，著名评论家何平将其形容为“精准现实主义”。这种精准也恰恰来自于朱辉的阅历与眼力，他认为写作者所面对的，可以看做一个生命一具身体，“我专注于身体上的那些痛点，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在疼，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准确找到那些要害处，精准下笔。”

在之前接受采访时，朱辉也坦承自己对各种关系非常重视，这些关系涵括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人与物品的关系等等。而最让朱辉“着迷”的是不同质的人物关系，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孩子、城里人与乡下人、领导与下属、文质彬彬的君子与一个粗胚等等，彼此间形成了有趣的碰擦和对峙，可谓“容得下庖丁之刀”。朱辉就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寻找着身体的脉络、纹理，最终锁定血管神经的汇聚点，找到穴位。朱辉说：“点穴般的写作是我中年写作的故意。”因此朱辉喜好的人物与取材都极其贴近生活，有着浓厚的人间烟火气息。一个个故事和场景，仿佛我们与之朝夕相处，呼之有应的日常，读者很容易置身其中，随之起伏，与之同喜同忧。

例如《放生记》中放生甲鱼的“善行”背后，其实隐藏了小人物无伤大雅的狡猾和辗转思绪。但他的着眼点不落窠臼，且无意于谴责与批判，只是将人可能会有的弱点一一展现出来，并以不无谐趣的手法写出，让读者在解颐之际还会多想上一会儿。那部耗时两年的长篇《天知道》，某种意义上圆了朱辉的“侦探梦”，同时也不同于一般的侦探悬疑小说。那位保安队长销毁治疗艾滋病研究成果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报复，更是源于他对于艾滋病的个人理解。脱离了普通的爱恨情仇利，其中的犯罪心理更具社会学和人性意义。

可见说是“点穴”，其实更像是隔空点穴。因为他看似置身其中，又超然事外，总是和现实世界保持一种距离，在疏离的状态中坐看云起云落，静赏花开花谢。

从事文学创作30年，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朱辉是一个被低估和被遮蔽的作家。对此朱辉并不介意，“我想写的，始终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朱辉始终认为，自己写的是一种体温式的小说，既没有诗歌的热，也没有《局外人》或者卡夫卡式的那种冷，“小说是人写的，写人的，给人看的。所以它应该是人的体温，37摄氏度，略高一点或略低一点。”朱辉还有另外的比喻，写作就是盖房子，“每一片砖瓦都必须硬实，尽可能经得起敲击，最好能发出金石之音。庶几，我终将建成自己的房子，甚至是塔或者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