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更多关注的是国外的诗歌，基本上不怎么读国内诗人的作品，90年代对国外诗歌没兴趣了，高度关注起国内诗人的作品。但是，这个所谓的高度，并不是高密度，是在自己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一个月有几天时间集中研读。这已经非常奢侈了。之后，我阅读诗歌的节奏放得更慢。我记得是从1995年之后集中研究国内诗歌的，一年就几次。2000年，频率刷新，原因是网络诗歌的出现，让我非常兴奋地读到从没有见到的一些新诗人的诗作，那个时候，每个星期都会有一天时间研读他们作品，非常受鼓励。从最近3年的情况看，阅读节奏变回去了。一年只有几次时间会去研读自己感兴趣的作品。

我个人一直认为，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诗歌完成了一个平民化的过程。过去，中国是分化的两块，当然这仅仅是发表的途径而言：主流的刊物，精英代表读者作出选择，比如青春诗会；另外就是地下诗歌运动，是一种更自由的写作，没有约束，没有裁判，但是圈子化过于明显。2000年开始，中国诗歌版图开始变化，网络发表便捷了，很多那些既没有被刊物选择，也没有被圈子选择上的，就是处在选择或关注盲区的诗人喷发了出来，这证明了中国诗歌所积蓄的强大的原创力。我们积累了很多没有被发现的优秀诗人。在2000年到2005年，大概40多位新的诗人进入诗坛，被大家接受，2005年以后，你想在网上集中寻找到这么多的诗人，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就文学而言，有抑制，就会有喷发。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抑制，造成了80年代的文学繁荣。

所以我觉得到2010年以后，我阅读的节奏是正常，10年网络诗歌运动已经完成了对抑制的弥补，而新诗成长的通道全面贯通，相对更加公平，不同写作背景、写作风格的诗人，只要是具备实力，都能通过不同途径让人发现、注意。在此之后，我们发现，途径不是根本的原因，写作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中国诗歌的进展是缓慢的。繁华的背后，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变化远比我们想象的小。我们完全可以把80年代的某一首诗拿到现在来发表。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选了一首80年代的诗歌，然后让大家看，没人能看得出来，它究竟是80年代写的还是现在写的。大家可能没想到，因为你确实可以在诗歌中找到很多80年代元素的诗歌，而80年代也有一些诗歌和我们当下写作非常相似。诗歌的发展速度不会太快，快的只是它的外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进展是缓慢的，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我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我们当代诗歌写作，是缺乏文化背景下的写作，有些人会反对说，我们的诗歌传统那么悠长，怎么会没有背景。我固执地认为，每个人的写作永远不可能是孤立的，因为语言是相连在一起的，你的写作是把你自己的很多东西放在一个背景比较，这个作品是在比较的压力下产生的，反过来，可以把它和这个背景的联系作为判断这个作家的一个坐标。之前的唐诗宋词是在农业文化背景下写的，诗人每写一句诗都知道自己与其他诗人相比，有多长的物理距离。我觉得唐人清楚知道自己每写一首诗，事实上究竟走了多远。这是很令人安慰的。但是我们的现代文明，正在迅速建构，也在不断摧毁旧的农业文化，所以我们可以比较的背景是非常模糊的，我们需要一边写作一边建立背景，非常艰难。所以说，新诗爆发、产生大诗人，言之太早太早。目前的创作在将来的诗歌史上只是一个微小的斑点，很多人的写作并没有达到给汉语带来革命性的进展，但是我们还要写。我们承认这种缓慢，但是还是要为它付出努力。

我由此想到美国，这个国家最没有传统，但是美国诗歌的发展线索清晰，早期优秀的诗人是靠建立与上帝的关系获得自己的写作，比较典型的是狄金森，她永远在自己身边的生活琐事、细节中寻找与上帝的联系，她的诗歌就是展现这个寻找的过程，写出了我们喜欢的诗歌。而卡佛的诗歌，是靠剪断与上帝的联系来发现自己的诗歌。他们创作诗歌的过程很有意思。它是从神性到人性，从整体到碎片，这么一个蜕变的过程，美国诗歌史是一个神的谢幕的历史，这是我阅读的时候产生的感觉。

但中国当代诗歌刚开始有一种虚假的神性，因为我们没有文化背景，很宏大的命题，自己给自己造神，不管是社会的神、文化的神，宗教的神。最终，我们发现我们无法说服自己，诗人们不约而同地，回到碎片式的写作，但也出现了诗人们同时借助隐喻，寻找真正神性的现象。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开阔的写作阶段，为后来的写作创造背景的背景，靠个人化的碎片化的写作是远远不行的，我们必须肯定要寻找新时代的最核心的种种要素，它们就是我们写作所需要的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