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写作是为了对自我不断试探

作者：文学报记者张滢莹   原载：《文学报》2017年9月21日第4版

      “这本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你37岁，今年你50岁了，你还觉得读书是这么好的事吗？”今年春天，一次活动中读者的提问让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至今记忆犹新。这位读者提及的，是张新颖关于读书的随笔《读书这么好的事》。近期，这部作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推出，张新颖带着这本书与三本黄山书社推出的随笔集《风吹小集》《迷恋记》《有情：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来到第200期思南读书会，与读者分享他在阅读和随笔创作中的感受。

       从34岁开始写《读书这么好的事》到现在，时光流转16年。这不是一段短暂岁月，然而在这十多年时间里，张新颖的生活并未发生太大改变，甚至在旁人眼里看来有些枯燥重复：常年跟书打交道，读书、自己写书、教书。“假设这本书有一个读者，这个读者就是我的朋友，我们共同的话题是读书，跟朋友聊天时可以不那么端着，你可以很随意地聊天，我把我读书的体会、感受跟朋友分享，很高兴地就把它写完了。”如今重新翻看这本书，他的感受则是“写的那些句子好像没有变得陈腐，当年写的气势好像还在”，有些思考和呈现方式，即使放到今天，他也并没有信心会写得更好，“有可能在某一个局部会比当年写得好一点，但是更大的可能是今天就完全写不出来了”。这也许能回答开篇那位读者的问题——那些在当年他认为堪读的书，以及阅读时候的愉悦感受，至今仍留存在他心里并不断发酵。

       从《风吹小集》中，评论家张定浩读出的是一种和风细雨般的气息流转——风来自过去那些伟大的杰出的作家，他们带来了风，这些风吹到了词语当中去，从旷野到字的笔画，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风。“新颖老师特别说到人和人之间，每个生命和生命之间气息的流动。流动怎么来的？更多是通过读书，通过有些人在写过了以后被人所阅读，在这样的过程中，风就在我们中间流淌。”在另一篇文章中，张新颖所提及的树和影子的关系，在张定浩看来则是每一位作者的成长：树可以被损害，被砍伐，但它的影子永远在那。到了夜晚，影子慢慢回到树身上，和树成为一体。“其实每本好的书像书的影子，如果一棵树是一个人，一个作者的成长，他成为一棵树，那他写出来的书就是投射在这个大地上的影子，影子的力量可能会比这棵树更加长久。”在评论家黄德海眼里，张新颖的写作则充满了“自信的谦虚”：“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最多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同时也需要在面对无数优秀头脑、与前人作品交流时拥有自信。这个过程显示了一个优秀写作者的敏锐度和触角。”在张新颖的课堂上，曾经的学生、如今《收获》杂志编辑吴越印象最深的则是他静默的引导，就好比他曾讲过的穆旦诗句“静静地，我们拥抱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渐渐地你会明白这样一种情感和境遇，新颖老师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一开始就奠定了你的趣味，在这个界限以下的东西就不会侵占你过多的时间。”

       在一些人的眼里，做学问的人同时写随笔，这些随笔似乎就是他们在研究学问时所产生的边角料所写成的。但对张新颖而言，只有那些珍贵到不舍得写进论文和研究文章里去的东西，才会成为他随笔中的写作对象。写到如今已逾三十载的张新颖，其实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就曾被自己所敬重的老师劝阻过。在那位老师眼里，随笔不是年轻人的文体，年轻人阅历不够、技巧不够，阅读量也不够，只有到了足够的年龄，写随笔才会显得从容不迫。但张新颖坚持了下来。刚开始写作时老师就告诉他，你写不好一篇文章和随笔，于是每写一篇文章，都是他在寻找和思考自己的不足究竟在何处。“不断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找到自己不足的过程，如果你有能力，就找到自己的边界，各种各样事情能力的边界。如果有能力再往前跨一步的话，你的边界，你的心怀就宽阔一点。”张新颖说，“我很喜欢写随笔的原因是，你可以不断地试探，不断往前再走一步，走到边界。”相比圆满完美的写作，张新颖很愿意遇到词穷和捉襟见肘的时刻：“我当然喜欢看很丰满、圆润的、没有破绽的文章，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假设我是一个很诚恳很自私的作者，我就很愿意发现我的捉襟见肘，这样我会找到我的边界。”在他眼里，正是经由这样对于边界的不断试探和突破，写作者的成长才成为可能：“能够长期写作，越写越好的人就是一直在发现自己的不足，推动着自己往前走。阅读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虚荣心，读多少本书不重要，阅读是一个使自己一点点好起来，一点一点弥补的过程。”

        这种对于边界的试探和突破，可以说构成了随笔写作中无尽的张力。“蒙田的随笔集原来叫尝试集，尝试就是随笔在法语里的意思，随笔这种文体本来就是不断实验的东西，用文字捕捉、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尝试的过程。”虽然名为随笔，在黄德海看来，这种文体是严肃的、始终在边界上挣扎的一种文体：“写作最终是一种自我调适，新颖老师说的跨出一步边界，不断去尝试，其实是在调适自己，试试看能不能再往前走一点。因为在艰难走出一步以后，你也许会发现你看待整个世界的途径都会发生变化。”他以福克纳在创作《喧哗与骚动》时的种种尝试、处处碰壁为例，认为这种尝试往往是书写者最需要珍惜的部分：“比如面对福克纳，他比我们走得更远，他替我们走一些路，而我们只要看他的书，然后认真地去想就可以了。我们应该对此保持敬畏，他开出的那条新路，让我们的航道拓宽了。”

        尽管近年来主要从事对于沈从文的研究，张新颖却希望能在其中体现对于当下的现实关怀。“当你喜欢一个作家，会发现很多人没有把他的好处说出来，我是挺着急的，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告诉你，这个也是研究的价值所在。”他说，“我们和这个时代、和当下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前面很多人跟时代和社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命运关系，通过历史研究的个案，我想把这个关系写出来。”在张定浩看来，张新颖的书写可以说充满了寄托感：“他在写别人的时候，背后都有很强的‘我’在，把自己的生命感情都放进去。但是他在写出来文章之后，又消失在所写的对象背后。一个人如何从‘我’，走向‘他’，或者走向‘你’，这个‘我’如何安放在更广大的空间里去，面对更大的人群，这是一个写作者的谦卑，同时也是一种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