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名著的太阳，只能照亮电影的脚面

                   作者  董辑

      《白鹿原》1993年问世，旋即成为当代经典，几乎得到了众口一辞般的赞誉，究其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第一，《白鹿原》跳出了以前新中国长篇小说政治为核（各种各样形式的政治为核，包括以政治生活为核心的各种各样的生活背景）的窠臼，以带有一定陌生化效果的乡土生活构建史诗般的叙事，人物不再是被集体审美所修饰所管制所删减的人物了，而是有血有肉尽量自然真实的“自然人”；第二，《白鹿原》的性描写热辣而集中，并且带有一种乡土色彩般的淫猥，在一个即将开始的欲望时代的大门口，起到了一定的门票般的效果；第三，《白鹿原》一改之前先锋文学格局不大，写作性过强、过于曲高和寡的弊病，以强烈的史诗倾向和细节丰富人物众多的宏大叙事，与之前所有现实主义都大不一样的现实主义，超越一般性文学才华的文学功力，让人耳目一新。《白鹿原》因此成为1980年代先锋文学结束后的一面文学大旗，一直招展到了今天，
      其实，现在看来，《白鹿原》虽仍然是当代文学经典，但是其所受《静静的顿河》《百年孤独》等小说的影响也是一目了然的，和这两部人类级的文学巨著相比，《白鹿原》的格局、叙事的统一性、对广阔历史的占有与深入、对生活细节的文学性呈现以及文体的鲜明性包括人物的完整、丰沛，都逊色不少，还不足以拿出来与之相比。
      但是，《白鹿原》毕竟是新时期文学开始后所结出的一枚璀璨果实，其光芒，自1993年笼罩至今，理所应当。
      从产生影响那天起，《白鹿原》就一直在和影视剧的改编相纠缠，把《白鹿原》搬上银幕或者荧屏，甚至成了中国电影、电视圈中的一种焦虑。但是因为《白鹿原》巨大的体量、情欲内容的难以逃避、对政治正确以及政治正确的历史观的偏离，使其成为当代名著影视剧改编中的珠穆朗玛，并因长期处身于高处不胜寒之中而被敬而远之。
      作为陕西人和拥有成功编剧经验的电影新贵，导演王全安对《白鹿原》情有独钟合乎情理，一般来说，电影导演似乎更为看重电影的文学前身，因为他们明白，文学是电影的基础之一，有好的文学，好电影就已经露出了地平线。
      遗憾的是，电影《白鹿原》虽然一直热销于媒体话语之中，事隔经年撩开面纱之后，却并未给人以惊艳之感，甚至，让人若有所失进而如鲠在喉。名著的太阳，只照亮了电影的脚面。
      这就是王全安版电影《白鹿原》给我的感觉。
      《白鹿原》体量巨大，对电影改编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度，但是，如果跳开细节层面和情节层面的《白鹿原》，只把握人物层面和意义层面的《白鹿原》，改编成标准身高的电影还是有可能的。因为电影改编从来就不是照搬，因为电影改编从来就是再创作，对文学巨著来说，电影改编，从来都是灵魂的再生而不是身体的转借。改编者只要抓住核心和要点来改，仍然可以达成足够的效果。当然，对文学的电影改编也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改好了，能够“杀敌”无数，让观众纷纷“倒毙”于导演的艺术能力之中；改不好，则必须承受自杀般的灾难结果。王全安改编的《白鹿原》，虽然没有带来自杀式的后果，但是结果也很一般，小说《白鹿原》史诗般的叙事不见了，众多人物的丰富性大为缩水，而主要线索和走向的偏离，更是使王的改编显得缩手缩脚目的不明。
      “史诗般的”，一般是对小说《白鹿原》的常规赞赏，但是我们在电影《白鹿原》中，却几乎看不到属于史诗的东西，置景的小心翼翼和中规中矩，景深景别的过中过近，用光的过于深浊，都使电影《白鹿原》显不出应有的史诗气象，甚至就连卓有深意的几个空镜头，都没有放开手脚。对“麦客”和“秦腔”的表现，是电影《白鹿原》中的浓墨重彩片段，从电影中看，“麦客”无疑是失败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出麦田的浩荡无际和麦客的乡土式挥汗如雨；“秦腔”到足够原滋原味原生态，可惜的是，对电影《白鹿原》来说，原生态的秦腔只起到了装饰的作用，没有达致构成般的效果。
      表演方面，电影《白鹿原》中的男演员表现都很好，虽然他们可能和原著《白鹿原》所给出的形象有所偏差，比如电影中的白嘉轩与原著中的白嘉轩相比之过于正，电影中的鹿子霖与小说中的鹿子霖比之过于猥，电影中的黑娃和原著中的黑娃比，可能太老了，同时也不够英俊与性感；电影中的白孝文和原著中的白孝文相比，无疑也过于苍老和沉郁了；似乎只有鹿三和原著中的鹿三重合度比较大……但总得的来说，电影《白鹿原》中的男演员表演都很到位，足够戏剧也足够细节，这无疑是电影《白鹿原》的收获之一。作为电影《白鹿原》的核心人物和线索人物，张雨绮扮演的田小娥是一个败笔，除了美丽的外形，张雨绮没有在演这个向度将小说中的田小娥塑造到位。结果就是：表演的薄弱和形象的光艳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张力，使电影《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平面化为了一个符号：一个光鲜的女性符号，美丽有余，性感不够。
       受限于中国电影的大众性传播（没有分级制度）和中国电影语境的特殊性（来自于政治和艺术以及官僚体制的删减），情欲戏几乎很难真正的出现于中国的银幕之上，因此，小说《白鹿原》的情欲张力，确实不容易得到完整的释放。而那种乡土式的淫猥情欲（性欲）又确实是小说《白鹿原》的要素之一，想办法把原著的要素转化成镜头语言，这是摆在王全安面前的一道难题，可惜的是，电影给出的效果实在一般，连及格都达不到。很多人将这种不及格归罪于审查制度中的那把剪刀，因为剪得太狠，电影《白鹿原》中的情欲戏才成了昙花一现的碎片。其实，情欲不一定非得赤身肉搏或者紧扣床帏，情欲可以通过剧情、表演、台词、造景、道具、服装等等以综合力场的方式表现和释放出来，电影《白鹿原》在这方面显然没有做足文章，以至于造成了某种缺失，这种缺失，首先来自于编剧，其次来自于导演，最后和张雨绮的浅表演与段奕宏的不够性感有关；归根结底和导演有关。
       当然，如果单就电影来说，电影《白鹿原》倒有很多值得解读的地方，其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性的无意识透露，倒也卓有意味。从隐喻的角度看过去，电影《白鹿原》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比如，白鹿村和农业中国的象征式对位；比如，白嘉轩之于传统中国主流正统农民、鹿三之于传统中国封建愚昧农民的象征式契合；等等。其中，田小娥无疑是原始性欲的化身（而不是什么反封建、自由恋爱的奇女子），她所释放出的性迷醉和性恐惧效果，对白鹿村来说，既是福音又是咀咒，对传统的乡土中国来说，又何尝不是呢？在小说中，田小娥这一形象的魅力，主要来自其自然人般的色彩和细节，在陈忠实的笔下，她其实是男权社会的一个女性结构者和解构者，一个用性欲塑造和分裂白鹿原的女人。电影中的白孝文无疑是一个被传统文化扭曲了的男性，是传统中国乡土文明的产物之一，如果不对比原著，这一人物的塑造还是成功的。
       总的看来，电影《白鹿原》和小说《白鹿原》就像是两条各自游走的线，这两条线，大多时候分头前行，只在很短的距离内，二线才合二为一，变成了一线。因此，对电影《白鹿原》来说，名著的力没有转化过来，文学的阳光，没有变成电影的热量；名著的太阳，只能照亮电影的脚面。
      这可能就是电影《白鹿原》差强人意、口碑不佳而且票房不振的主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