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被遮蔽的一代”的面纱 
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70后”批评家文丛》

    

    用代际差异对作家进行划分和描述，是许多研究者及媒体习惯的方式，最典型当属“‘80后’作家”这个概念，指出生于1980年—1989年之间的作家，其中，韩寒与郭敬明最为突出，其作为已超出文学领域，其影响力也进入了公共舆论场，即便不读小说的普通人，也多半对其耳熟能详。

    在文学批评领域，以出生年份不同的代际差异来划分和描述批评家，则并不太多见。最近，云南人民出版社甫一推出《“70后”批评家文丛》，便备受批评界乃至文学界瞩目。生于70年代的批评名家如此集中、且旗帜鲜明地打出“70后”标签的出版行为，尚属首次。

    这套文丛入选者都是国内优秀的“70后”批评家：谢有顺、霍俊明、梁鸿、张莉、李云雷、房伟、刘志荣、李丹梦。据丛书两主编之一、青年批评家周明全说，当下优秀的“70后”批评家不止这些，还有刘大先、李遇春、张丽军、周新民，等等，都将陆续纳入丛书。

    论及文坛代际差异，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的一句话曾被广泛引用，“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来了，但是对上一代人怀旧、挽留、痴情甚至有些怨艾的目光，模糊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对新一代人的成长与奋斗视而不见。”此话，正道出了代价差异研究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此前，文学批评代际研究的使命，多由一些纯文学刊物尤其文学理论刊物开设的相关栏目承载，如《名作欣赏》的“未来批评家”及“80后，我们的观点和立场”，《长江文艺评论》的“轻骑士”，以及云南本土《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的“青年批评家”，等等。而系统梳理和展示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物，则相对更少。

    在文学领域，素来不乏贴着“70后”“80后”或其他代际标签的作家作品，但就文学批评而言，专注于代际研究者寥寥，《“70后”批评家文丛》主编周明全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早在2013年底，周明全便陆续策划、并邀著名文学批评家陈思和先生主编了两辑《“80后”评论家文丛》，推出杨庆祥、金理、黄平等总共11位“80后”新锐批评家专著。几乎同一时期，包括周明全自己在内的其中10位，被中国现代文学馆从全国一一遴选而出，礼聘为客座研究员。这两件事情，共同实现了对于“80后”批评家群的发现与命名，由此，还让地处边疆的云南人民出版社与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并称，形成了所谓的“北馆南社”事件，于当代文学批评影响深远。

    正因为“80后”文丛得到文学界普遍认可，云南人民出版社顺势而为，继续策划推出了如今这套《“70后”批评家文丛》。

【对话】

从“这一代”成为“这一个”  
 

    温星：这套“70后”文丛多数入选者皆已声名久著，如谢有顺、霍俊明、梁鸿，在我的阅读印象中，无疑都已经是当下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你为何依然将这个群体称之为“被遮蔽的一代”？

    周明全：相较于还在成长中的“80后”批评家，“70后”批评家已经是成绩斐然的一代，但整体上，他们在当代批评界仍属“被遮蔽的一代”。有人认为这种被“遮蔽”状态和“70后”批评家的成长经历有关，也和文学发展的客观状况有关。对他们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漫长、稳定、天真而美好的“童年”，九十年代逐渐进入成长期时社会环境变了，新状况层出不穷，有疲于奔命之感，他们真正接触社会、进入文学，正是在这一时期。

    温星：我也算这个时代的写作者，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大改革、大变动，我们“70后”都遭遇了。

    周明全：这一代批评家基本上是在学院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院逼仄的生存空间和过于具体、量化的升等制度，以及九十年代普遍压抑的客观环境，都在他们的学术性格中留下了深刻痕迹。九十年代赶上文学的边缘化和低潮期，进入新世纪，网络文学和流行文学的大潮呼啸而来——文学不再纯粹，一切都在辞陈布新的转换之中，大量的新现象新问题都需要批评家自己去辨别和摸索，如八十年代批评群体的亮相就相对减少，环境晦暗而复杂得多。因此，除个别批评家出类拔萃、成名较早，大多数这一代的青年学者兼批评家都经过了漫长的学习和适应期，才慢慢崭露头角，他们还没能形成一个群体，再正常不过。

    温星：实际上，用代际概念来对写作者或其他艺术家进行划分，也曾被指有失简单乃至粗暴，有些人就明确拒绝这样的标签，你怎么看？

    周明全：虽然我做代际研究，但我觉得，文学只有好坏之别，跟哪个年龄的人写没关系。在和我的一个对话，“80后”批评家领军人物杨庆祥兄曾说：我为什么反感或者说不喜欢被频繁提到“80后”，因为真正强有力的个人，不是年龄能够框住的，也不是一个概念能够命名的。我对这个概念的拒绝，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我不应该只是一个“80后”的批评家，甚至不应该说是中国的批评家，我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

    现在学界、批评界确实有人反对以代际来概括、阐释当代写作和批评。也许百年后的研究者谈我们这一百年的文学时，鲁迅和莫言会被放在同一个维度里讨论，哪有什么“50后”“60后”“70后”这些概念的牵绊。正如李敬泽在谈论“80后”批评家时所说：“80后”批评家的成长，确实要比同年龄的作家成长慢一点、难一些，只是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外力从旁协助，形成话语场地，在场地中尽快成长。不单“80后”批评家，“70后”批评家也面临话语场的问题。我所做的，就是尽自己之力，在出版上形成一个话语场。另外作为这波年轻人中的一员，我乐见同时代人的成长，乐意出来为大家做些具体的工作。

    我想，代际问题，随着文学生态的健康发展，随着一代代年轻人的成长，终将会结束它的历史使命。所以，没有必要对代际话题大动干戈，而我们年轻一代应该去做的，就是依靠自己的创作，努力从“这一代”成为“这一个”，突破代际对我们的框定。

    温星：就云南批评界而言，“50后”“60后”有一批活跃于本土及全国文坛的批评家，如冉隆中、李骞、宋家宏、蔡毅、黄玲、胡彦、蔡雯，等等，但年轻批评人才匮乏，你觉得会不会有断代之忧？

    周明全：云南缺乏在国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批评家，这导致了文坛对云南文学批评的忽视，甚至轻视。至于断代，我觉得不会，年轻一代中的蔡丽、马绍玺、杨荣昌都很优秀。若说云南籍青年批评家，优秀者则还有不少，如华中师范大学的杨晓帆、浙江工业大学的颜炼军、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在读博士陈林，等等。只是，对于诸如这三位，我们还缺乏将他们整合到云南批评家队伍的机制。

    温星：我知道“70后”“80后”文丛还会持续下去，是否会因为你本人及出版机构都在云南的缘故，而刻意对本土有所侧重？   

    周明全：这两套批评家文丛及每年的年选文本，我们放眼的是整个批评界，肯定不会因为我们自己身处云南就放低眼光，刻意去多选云南的批评家及作品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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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全（右）​和著名批评家谢有顺、张莉、刘大先在苏州大学

春城晚报·悦读周刊·主编温星·记者温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