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难以重建文学的超越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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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开始获得空前的关注和审视。然而，经历了短暂的喧哗和骚动后，它却进入了相对疲软的时期。虽然偶有突破（如刘慈欣的《三体》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总体表现趋于平淡，甚至部分丧失了曾经拥有的探索性（顾彬语）。在略显沉闷的氛围中，陈希我教授在《文学报·新批评》上发表了《中国文学的“出埃及”之路》一文，阐释了自己对上述征候的诊断：中国当代作家的根本问题是缺乏精神层面的追求，尤其是绝少“内切”心灵的“暗界”，因而我们仍需寻找当下文学的“出埃及”之路。
　　在这篇以否定为基调的文章中，鲁迅被誉为“有思想”的“孤例”。这当然不是个人之见，而是代表了一种集体判断：鲁迅是位善于解剖精神暗面的作家，其思想的先锋、冷峻、深邃非同时代人所能及。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他的横空出世意味着汉语文学获得了真正的现代性。那么，他为何能独步天下？答案存在于内在性和超越性的关系中。
　　纵观鲁迅早期的思想资源，我们不难发现启蒙理性和进化论的影响：前者提供了审视世界的原初尺度（如平等），后者则推动他建立了新的物种形象———“真的人”。　“真的人”生活在他的梦中，属于一个尚未诞生的国度。当他试图与“真的人”相遇时，他已经先行到一个更好的世界，站在新的地平线上回头审视留在原处的同类，自然会产生解剖的冲动———切开灵魂的外壳，探求其中的精神病变。在　《狂人日记》　中，这个道理曾以略显直白的方式道出：“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显然，鲁迅心目中隐藏着一个“真人国”。它坐落于远方，以其美轮美奂反衬出现实的残缺。没有它的指引，手术刀就不会内切得那么深入，他就难以直视民族性乃至人性的暗面。当我们说鲁迅思想深刻时，超越性的维度不应该被遗忘。
　　在西方文学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拥有自己的“天边外”　（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叶芝的“拜占庭”），其作品则重构了抵达极限的精神之旅。鲁迅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他的作品展示了走向边缘、先锋、理想国时的动姿，形成了异常广阔的语义场。
　　事实上，鲁迅并非真的是“孤例”：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家同样拥有自己的“天边外”。屈原，汉语诗歌奇迹的开创者，早已敞开了这个原初事实：没有穷源竟委的《天问》，就没有《离骚》中丰盈、复杂、高妙的心曲。在他之后，出色的汉语作家都展示了类似的精神踪迹：没有佛家的宇宙论，曹雪芹就写不出具有自审意味的《红楼梦》；离开了现代性所展示的“天边外”，曹禺就难以酝酿自己内心的“雷雨”。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当代汉语文学资源真的显现出“枯竭”之象的话，那么，它首先意味着超越性的缺失。超越性的萎缩和黯淡是因，“内切”乏力是果。换言之，并非作家不想深入到幽暗的内在世界，而是他们体验到了形而上层面的无力感。
　　在审视现当代中国文学时，陈希我称鲁迅为“孤例”，言下之意很明晰：鲁迅后的中国文学缺乏超越性的维度，缺乏深入到幽冥之处的思想探险。
　　事实上，这个判断虽然不无道理，但并非完全符合汉语文学史。1934年，青年剧作家曹禺推出　《雷雨》　时，引入了基督教的终极关怀理念，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来“俯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了凸显自己的意图，他特意为剧作安排了具有浓郁宗教氛围的序幕和尾声：当巴赫的　《B小调弥撒曲》　响起时，周公馆早已改成了教堂医院，周朴园也皈依了基督教，注定将在忏悔和赎罪中度过余生。可惜的是，该剧1935年上演时，序幕和尾声却被删掉了，据说原因是“故事太长”。此时，幕后导演是无形的集体无意识，它拒斥作者精心孕育的“神秘义”，用浅层的社会批判代替终极思考。此后，正是它主宰了社会剧场，不断延续上述操作：删除神秘义，遮蔽超越性。在20世纪下半叶乃至今天，它依然支配着无数作家和读者。于是，蕴涵神秘义（象征义）的文本被疏远和遗忘，主流文学则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到了21世纪，我们仍未孕育出足以与《忏悔录》《荒原》《等待戈多》《喧哗与骚动》媲美的伟大文本。
　　超越性的萎缩意味着：作家不能从足够高的高处回望现实，其精神空间最终会变得扁平，他或她甚至不得不匍匐于大地之上。这正是上述删除动作的“效果历史”。它贯穿了20世纪的主流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下。事实上，弥补的尝试并未完全缺席，但最终没有改变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从上世纪80年代起，北村和史铁生等人就试图为中国文学引入神性维度，但他们的信仰叙事还远未有效地融入汉语思想资源，尚具有挥之不去的边缘品格。如何协调它与本土思想的关系，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样，其他的小型实验没有改变这个总体格局———它们至多建造出属于小众的乌托邦（理想国），填补了局部性的空白（如生态文学）。总的来说，中国文学的超越性维度依然非常孱弱。
　　近年来，渐趋保守的日常语境、后现代主义的涌入、传统修辞学的勃兴，似乎都提供了回避超越性的理由。“天边外”、思想、精神性成为嘲讽的对象。没有更遥远的地平线，没有边界外的探险，没有直面深渊的勇气，文学的意义空间必然日趋逼仄。中国文学在近几年出现的种种征候，均与“超越性的失落”具有因果关系。就此而言，大多数中国作家现在都身处“间隙”之中，除了走完“出埃及”之路，我们或许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