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西部”一词的命名谈起。在《天马横空》这本甘肃文学图文志中，“八骏”一词之外，出现最高的是“西部”一词。因为我在西安生活了近二十年，参加了太多冠以“西部”一词的美展、影展、文学与学术研讨会，我无一例外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当然，我并不是唯一反对这个命名的诗人，但仍想在此强调一下。

“西部”的命名与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区域划分，无论是源自诗人与作家自身的自我边鄙化，还是来自评论家可笑的傲慢的善意，都真切地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草率。

因为在我的理解与体悟中，西安到宝鸡、天水、平凉，这块区域，若以此为圆心画圆的话，这片区域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辉煌与荣耀之地。但今天，却成了评论家们眼里的“西部”。如果这块区域是你们赋予了沧桑、悲凉的西部，那么我们现在尊崇的古典属于什么？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糟糕的不理智的命名？我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是近一百年来学术界的南方文化中心视角所致。粗鲁的命名本身并不可俱，可惜的是我们自身的认同，并由此产生思维惯性，从而在自己的写作中贴上此类标签。

我之所以反对这种误读，最基本的一个现实是，判断力上一旦出现了问题，肯定会影响写作的质量。从诗艺上讲，一个诗人如果过多地以地域词汇、地域情感倾向，来衬显自身的存在，会很低劣，永远处于初级的表达层面。最优秀的诗人都是超越了地域的，只会让地域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在自己的判断中出现。是气质上属于地域，而不是表面的形象。

严格的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只属于新疆，青海与内蒙古西部都很勉强。但这块区域之前出现的众多诗人，大都是以“西部诗人”的面目闪现的。所谓闪现，因为时间很无情，如果不是一叶障目的文学史所载，三十年过去，很多人我们早已忘记。在自身归化的角度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概念中，目前我们能够说的是昌耀与他的凄怆之深，周涛与他的傲慢之高。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并非是那些遍布“粗粝”与“地点”的诗篇，而是那些淡然处之的部分。昌耀的短诗与周涛的散文。如果浪费点时间看，便会发现，昌耀的长诗无一例外都很荒唐，周涛的诗则无一例外属于三流诗人。

在这个角度上，我想说下出生于六十年代的诗人沈苇。生活于新疆的沈苇最优秀的作品，也恰恰是那些没有地域标签的。虽然他编辑着一本名为《西部》的杂志，但其个人作品与杂志本身的气质，与评论家眼中的“边地西部”完全不同。夸张点儿说，沈苇的出现改变了新疆文学与严格意义上的西部的形象。“西部”变得高贵、典雅起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西部”与“高贵、典雅”的对应。厘清了“西部”一词的本意，就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史学角度分析这个词语。西部在中国上古文明，尤其是西周、东周与两汉文化中，是那些杰出人物的向往之地。刚才汪剑钊老师提到的“昆仑文化”即是那个时期西部的概念。这是整个中国文明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词语。民国以来的学者，关于中国古典文化的论述，最愚蠢的一个观点便是中原文化中心论。太可笑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阅读的古典书籍。理解力等于零。研究周易、宗教的朋友会很清楚，在比文化界更广阔的民间，风水学上的一条祖脉，便是昆仑山系、天山山系。也就是说，那是中国文明的风水之源。

讲完以上的这些，现在可以回到我们今天的研讨主题。我的结论是，一，“西部”一词在一定程度曲解、埋没了这批诗人的优秀之处。譬如对上届诗歌八骏之一诗人高凯的命名，“新乡土诗人”，这是什么概念？西部一词的限定还不够狭隘，还要再细分一下，分解为乡土，乡土再分解为新与旧。可笑之至。因为“诗歌八骏”的命名，是基于他们在全国的位置，而不是地方。不要试图以区域限定他们的外延。二，我理解的西部，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是高贵的代词，所以有四个特点：（1）词语的朴素，因其朴素，才可以浓郁；（2）结构的清晰，因其清晰，才可以简单；（3）自然的韵律，因其自然，才是人的本意；（4）主题的直接，因其直接，才得见其真。在文学的判断上，再没有比朴素、清晰、自然、真挚更高贵的了。

以此标准阅读新一届“甘肃诗歌八骏“的作品，便会很迅速地得到答案。发现他们优异于众人的特点。譬如，诗人古马的时间意识，于贵峰对自身的审视，扎西才让的的童年系类关照，这些都是抹掉地域这一限定，依然不损伤其作品价值的有些诗人。而诗人包苞、李满强，他们最堪瞩目的是那些写父母主题的作品，父母主题是源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郭晓琦、李继宗、离离三位诗人，对细节的处理与情感的掌控，完全是现代的，与国内一线诗人平行甚至超前的，与评论家们强加给“西部”一词的负面含义毫无关系。

时间仓促，很多话题不能详细展开。先说到这里。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