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灵的听觉构造不同

    问：斯维亚特兰娜，你是从记者起步的。请讲一讲，你怎样从新闻采访转向小说创作。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过去我对这个问题会作另一种回答。再过一段时间，我的回答将又是一种说法。
　　我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白俄罗斯人，他们是第三代农村教师，住在农村里，过的是知识分子生活。母亲患病时，我长期住在乌克兰农村姥姥家。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是通过人们的讲话听见了世界。农村里大家都聚在一起，男女老少都在一起。不过，我很长时间只是个有书本知识的入，现实让我害怕又令我向往。由于对生活无知，又产生了无畏。
　　现在我常想：如果我是个更现实一点的人，难道我能跳进这样的深渊中去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因为无知？或者因为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有一种上路的感觉啊！
　　问：我一边听你讲话一边考虑你的世界里有多少与法国存在主义者哲学、和他们的主要范畴———在边缘形势下所表现出来的恐惧、良心和选择———相通的东西。这种形势首先和死亡、自杀、战争相联系。你是有意识地借鉴了萨特和加缪的某些看法，还是和他们同时并进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独自行进的。我从事的是我感到兴趣的事，我是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
　　问：《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一书你写了多久？
　　阿列克谢耶维奇：大约从1976年写到1981年。写的时间很长，很慢，一点一点地写。我不仅要找到主人公，还得找到我自己。主要是弄清我在追求什么。要想完成一本纯采访式的书，很快就可以写完。然而这部书完全在于观点。有两年的时间，我记录的话远不如想的事情多。
　　你知道吗？记录谈话与艺术毫不相干。而这个体裁，介乎新闻与小说之间，区别极其细微！一方面是他们讲的话，另一方面是我对世界的看法。
　　每个人讲自己的事，必须把这一切听进去，然后使自己消逝在其中并成为这一切。与此同时又得保持自己的本色。
　　问：那么你怎样做到了这一点呢？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像是一种非物质的转化。
　　问：我还是想知道，哪里有你本人？在组合的原则中？在使用文献的分量上？
　　阿列克谢耶维奇：首先是节奏，这是灵魂的标记。当话题涉及人的内心生活时，节奏是最主要的……总之，行业有其奥秘。
　　其次，当然是资料的筛选。这方面少不了两种东西：既要有时代的真实，又要对人的总体有相应的理解。我每次倾听别人陈述时，总是在解决这两个任务。比方说，有个小伙子，普通士兵，他母亲是这样一个人，父亲是那样一个人，他在学校出过什么事，他都记住了哪些细节。这个空间必须摸透。人生的细节和详情，同时———这个人又是赤裸裸大地上的赤裸裸的人。有时，一个细节足以说明一切。小伙子讲呀讲呀……突然冒出一句：“您知道吗，人死的时候可难看了。他在战场上死的时候，可不像书本里写的那个样子。他在奔跑。他已经被打死了，可是有几秒钟他还在奔跑，还在抓自己的脑子。”对这样的材料应当备加爱惜……
　　问：你收集的文献资料中很多东西留在书之外了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很多。有时80页的资料只留下半页。
　　问：你有过放弃整个人物的时候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这类事情大概不可能发生。我马上可以感觉到这个人是否为我的构思所需要。其实有时可能跟某个人谈上一整天，最后只用这么一句话：“我很小上了战场，经过战争我长大了一点儿！”
　　问：你是怎么从一本书走向另一本书的：战火中的妇女，阿富汗，自杀者，切尔诺贝利？你作为作家事先有写作计划吗？或者是水到渠成？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来也奇怪，我觉得二十年前我已经知道我将要撰写的书。
　　我知道，这样的书将是七
　　部，而且还知道书的名称。
　　我现在正在写的是第五本书《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我当然没有预料到会写这本书，但是对宇宙的深渊却有过预感，我们正步步向它接近。第六本书《穷追不舍美丽路》，天理良心，早在二十年前我已经知道它了。这是一百个男性的自白和一百个女性的自白。两性的搏斗。斗牛赛。又是一场大屠杀。最后一本书《啊，傍晚的光亮》我很早很早就知道了。这是一部关于离去的书，关于最后的离去……
　　不久以前，我翻阅过去的日记（平常我总是把日记扔掉：它妨碍我生活），我明白了：我正在撰写的和将要撰写的书合在一起就像是一部几代人的大事记。我赶上了这几代人，和他们相处一生。这些也许有意思。比方说，我很想了解古希腊：那个时代的人是怎样讲话的，怎样相爱的，怎样上战场的，怎样杀人的，怎样死的。通过普通人讲的故事细节来了解。各个时代都有三件大事：怎样杀人，怎样相爱和怎样死亡。
　　问：你是当代一个悲剧性的存在主义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越是深入地研究文献，越是深信文献并不存在。没有与现实相等的纯粹的文献。我们刚才谈的话，已经变成往事。关于每一件事，你我都会讲出自己的看法。就以我和我的主人公们的冲突———和《锌皮娃娃兵》一书中的主人公们冲突———对簿公堂一事为例。“我没有这么说！”其实他说了，不过我从中提炼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意思。他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回忆也永远是一种看法）。
　　问：你采访了几百个人，其中自责的人多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人们在自己的内心进行各种各样实验，但都找出了为自我辩护的理由。
　　我再说一遍：今天艺术已濒临某种边缘，它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丧失理智的道路上还要不停步地走多久？人们从那条路上还能回来吗？带着什么东西回来？回来时他已经变成什么样的人？站在第三个千年的大门前，聚合体的价值应当更换一下了。我们都说，我们处在危机当中。帝国崩溃了。而我认为文明的危机已经临头。我们生活中缺少的是新的思想和新的意义。
　　问：你撰写这些著作自己居然没有变成疯子？这种压力是心理无法承受的。如果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他写完你的任何一本书，肯定得进精神病院。你不是录音机，你是个活人，你得把所有一切从心中过滤一遍。这些可怕的资料会不会改变你的心灵？
　　阿列克谢耶维奇：你几年没有见到我了。我变了吗？
　　形成一种保护层，但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样的保护层。其实，我现在感觉自己很累。
　　至于切尔诺贝利，它既令人丧失理智，又能提供观察事物的深邃的哲理观点。不过我相信，如果阅读我的著作，不能说我是在收集一些可怕的事情。
　　问：你现在对书本的态度如何？
　　阿列克谢耶维奇：有一个时期，我根本不能看书了。现实简直把我给翻了个个儿。我写作时，一般都不看书。生活中所发生的事高度集中，使我感到书本中的知识不够用，空气过于稀薄。
　　我过去喜欢读的也不是天才的经典作家的作品，而是“中等”的文学作品。比方说，波米亚洛夫斯基的书。天才首先创造自己的世界。可是阅读波米亚洛夫斯基的《宗教寄宿学校学生散记》时，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讲话怎样走路怎样吃饭的。阅读屠格涅夫的作品时，你就生活在屠格涅夫的世界里。实际不曾有过像《猎人笔记》中那样的农夫———农夫是另外一个样子。
　　现在我大量阅读的是哲学性的文学，弗罗连斯基、布尔加科夫的著作……
　　问：你读同辈人的作品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既然是个专业作家，就必须知道其他人在写作什么和怎样写法。有时，读几页就够了———节奏本身对我有很大启示。
　　问：当你准备撰写一部书而和人们交谈时，你对真实性是不是有一个尺度（因为人们常常添油加醋、幻想驰骋，甚至胡编乱诌一些东西）？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感兴趣的事是无法添油加醋的。我关心的是心灵的历程，而不是事实本身。对于写作者来说，比如关于切尔诺贝利，至关紧要的事往往与艺术并无直接关系。可是有时人们又把最重要的细节隐瞒起来。
　　我感兴趣的是感情的历史，我撰写的也是感情的历史，其中包括一切———既有刽子手也有牺牲者，他们平起平坐。我的研究对象是处事态度。
　　细节是骗不了人的。有位妇女说，战后她不敢看红色绸缎，不敢给自己缝制红色衣服。连商场也不敢进，特别是肉类部。丈夫替她去。喏，这些事怎能编造呢？
　　我当然把这类细节集中起来，因为生活中不会有这种浓缩物。但这并不破坏可信的效果。所以从历史角度来说，是安娜·马尔蒂诺夫娜讲的话还是克拉拉·谢苗诺夫娜讲的话，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有人这么想过。
　　我把资料集中起来，形成时代的形象。但我从来不强制资料。我先是寻找它，摘录它。应该说，是资料形成我和我对世界的态度。否则的话，我就会重复自己，到处撞到自己身上。问题不在于浓缩而在于筛选。我进行筛选。有的东西———放弃。我的概念仿佛就隐藏在这种筛选和剪辑过程中。有趣的是，纪实作品如果注释太多便会减色。我觉得，注释应当尽量精炼，类似警句，绝对准确。可以将自己的主题的思想范围和氛围标出来，但无论如何不能注释人们所讲的话。二十年后会有另外的注释，三十年后又是一种注释。
　　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死屋笔记》也许正是你称之为构思性文献散文的学派奠基人。你是否认为自己是某一文学学派的信徒？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非常珍视利季娅·金兹堡的　《围困中的笔记》（顺便说一句，构思性文献散文正是她的术语）。时代是如何从这些笔记中显示了出来！遗憾的是我很晚———直到五年前———才为自己发现了它（《俯桌写作的人》），读后大为震动。我明白了，我们是并行前进的。唯一不同的是她局限于个人经验，而我的中心一向是具有史诗规模的事件，因此疼痛和感情都处在高温中。这里众声纷杂，这些声音有时彼此相助，有时有所抵消。于是产生了时代的形象。说实在的，不是时代本身，而是它的形象。因为现实本身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时，艺术应当含蓄一些。
　　问：你是否有过撰写纯艺术的、带有杜撰内容的小说的要求，或者这方面的尝试？
　　阿列克谢耶维奇：何必呢？我的耳朵在任何小说化的作品中都能听到虚假的声音。我心灵的听觉构造不同。
　　

   （采访者：塔季扬娜·别克，译者：乌兰汗，原文刊载于俄罗斯《文学问题》杂志1996年第1期，有删节，标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