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原生态歌手

——李健小说创作漫谈

许侃

 一

看过一部由杨丽萍编导的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参与演出的演员大多来自云南各村寨的少数民族，不加雕琢的唱腔，原始自在的舞技，原汁原味的乡土服装道具，显示出原生态的强大魅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巨大的成功。

读李健的小说，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这台绚丽多彩却又不失拙朴清新的歌舞。近年来李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以《幸福的花朵》（发《钟山》（2012年第3期）为代表，包括《福林的光洋》（发《延河•绿色文学》2012年第3期）、《白鼠》（发《芳草潮》2011年第1期）、《约定坳蚂蚁》（发《天津文学》2010年第7期头条）等等，展示了李健不俗的创作实力，显露出一名激情澎湃的文坛原生态歌手的创作风格。

对李健的印象来自于朋友们对他的描述，据说这是一位喜欢唱歌，乐感不错，可是发音老土，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歌手。他能把“我也偶然看你的照片”唱成“我也熬盐看你的脚片”，甚至能把“送你一支玫瑰”，唱成“送你一只麻蝈（新化方言：青蛙）”，常常把朋友们乐得前仰后合，眼泪直流。我想，这就对了，这跟他在创作中流露出来的原生态风格正是一模一样。

由此了解到，李健来自湖南新化，新化地处梅山腹地。梅山是一个宽泛的地域概念，包括邵阳、隆回、新化、涟源、安化、益阳等地。古籍上记载那里“山高林密多洞穴”，如今虽然日渐发达的公路像触角一样，抹去了高耸险峻， 但是那里依然充满着野性和异域风情，至今还流传巫术，迷信成风。李健的写作给这块地域赋予了新时代的色彩，在用自己的笔点亮它的同时，饱蘸的依然是梅山这块地方本色的原汤原汁。

二

最早引起我对李健关注的是2010年发表在《天津文学》第7期头条的中篇小说《约定坳蚂蚁》。《约定坳蚂蚁》讲述的是：在穷乡僻壤里，一个诚实青年入赘到一户人家打算娶那家尚未成年的女孩为妻。而另一个在县城发达了的青年也来到其家，开发了那个女孩的性感，从而抢占了女孩的贞操和爱情。最后女孩的父亲羞愧而死，而诚实青年最终找回了被抛弃的女孩。

这个故事本身并不新鲜，但是，小说的价值并不在于故事，甚至也不在于作家给这个陈旧的故事赋予了新时代的色彩。小说令我们感到兴奋的是那些前所未见的带着浓郁地方色彩的风物写照，是那些带着生活原汁原味的场景描写。那种遣词造句土里土气的文笔，那种地域色彩极浓的叙事风格，令我们看到了作家充分展示出来的原生态写作的才能。

李健无疑是有着深厚的生活底蕴的。否则，他不可能凭空捏造出那么多活灵活现的生活场景。他给文坛贡献的是原生态的第一手素描，而不是捣腾二手货的作家们翻拍出来的赝品。因为有着丰富的生活观察积累，作家把它们运用到创作中，可谓是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作为题目中提到的蚂蚁，作家多次给予精细入微的描写。其中一段写女主角香莲用放大镜烧灼蚂蚁的描写颇为生动传神：

远远地，只见香莲身前一团细细光亮，比镜子的反射光小却还亮得多，像一个小火球。香莲把那火球放在一张雪白的纸上移动着……。   走近，白纸上有几只蚂蚁像是被那团火炙晕了头，团团转圈子。看迹象它们是想逃匿，却总也脱不了那个火圈。一只蚂蚁侥幸爬到了纸的边缘，遑急地往地上钻。香莲恶狠狠捉了它，丢柴似的又把它扔在白纸的中央，将那团火球固定在它身上，罩着它。那蚂蚁知道香莲盯得紧，再也不跑了。不一会，腾起一股轻烟，还透着一股烧焦的气味。那味不是香也不是臭，介于两者之间。纸上只留下一个凝固的黑点和微微的黄晕。

在梅山那个“山高林密多洞穴”的蛮荒之地出现了放大镜，可谓是李健的神来之笔。可是放大镜拿到香莲的手上，干的却是烧灼蚂蚁这样的巫蛊之事，这又回到了野性和魅惑的原生态写作叙事上。

如果说上面这些只是显示了作家的创作功力，那么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作家对梅山特有的土产风物的独特描绘。富于地方特色的绝技之一是“呼鹌鹑”。那是我们从未见过的——

“呜……噜！呜……噜！！”椿宝不停地吹。这是不能走调的，假若一不小心走了调，就会变成淫秽之声。这种淫秽之声极容易把一些阴狠之物吸引拢来，朝你张牙舞爪。

细细的雨丝时断时续在飘，落地无声。工棚四周不时有飞鸟坠地的声响。椿宝用膝盖顶了顶香莲，示意她出去留心瞧一瞧。香莲心里有些发怵。但她实在好奇加上还略微有点玩皮，最后，她还是麻着胆子鼓起勇气走出了工棚。刚跨出几步远，她的脚便踢到一团小小的黑物，感觉不同寻常的柔软。那黑物受了一踢，惊悸地扑腾了一下翅膀，向前低飞了两步远，就暗伏在砖堤边不动了。这是一只傻鸟，看样子很笨拙，不善飞行。香莲毫不费事就轻易逮到了它。香莲的手指鲜明地感觉到了鸟的瑟瑟发抖，还有它温热的体温。香莲就生出了一种胜利的快感。
    周围继续不断出现了这种坠地的声音，香莲知道都是鸟。她赶紧到工棚里取来一只蛇皮袋，在砖场上捉起鸟来。原来那些鸟听到椿宝的葫芦声，以为是母亲在深情呼唤：“归……来，归……来。”也许它们至死方才明白这是聪明的人类特意设置的圈套，为的是捕杀它们。先祖一代一代传下了这种技艺，鸟们一代一代钻人类的圈套。

类似的精彩段落太多，限于篇幅，我们不再一一援引了。正是从这些地方，我们认识了李健笔下的梅山和梅山文化。梅山文化至今仍集中保存于湖南中部、西南部，它是一种古老的原始渔猎文化，李健无疑从中汲取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使他的文字呈现出一种令人讶异的魔力。他与从湘西走出来的沈从文一样发现了自己家乡特有的风物之美，这是一种特别有价值的才能，它发源于对生养作家的那片土地的热爱，在个性张扬与发展中得到了升华，并在长期的文学熏陶与写作操练中进一步固化下来，成就了一个非凡的“手艺”——请不要将“手艺”视作贬义，作家并不是不要手艺的。关于这个道理，普里莫·莱维在《行话——与名作家论文艺》里有过精彩的论述。

三

如果说《约定坳蚂蚁》是李健的发韧之作，那么最近发表在《钟山》的《幸福的花朵》可以视作李健的成名之作。这部作品甫一问世，立即引来众多评论者的关注和赞誉，一时间好评如潮，成为今年湖南文坛的一个重要收获。

《幸福的花朵》讲述的是一个有关流浪儿的故事。豁嘴逗眼的残疾儿童汪四千是父母非婚所生之子，为了他的出生权，爷爷花了四千块钱贿赂了村支书。可是生下来一看，虽是个“带把的”，却有严重的残疾。围绕着这个小生命的去留，汪四千的亲人们表现出比汪四千的生理缺陷更为严重的心理缺陷、道德缺陷。首先是爷爷和父亲主张用被子捂死他，这时母亲出于动物一般的本能保护了他。因为生了这么一个蹩脚货，父亲抛弃母子离家外出打工去了，爷爷看见装着婴孩的筐子就要倾覆在山崖下而不救，甚至想要害死汪四千。接下来更为残酷的一幕是，曾经从死亡线上救下他的母亲为了重新嫁人这个现实的考量，一次次地抛弃汪四千，并且成功地把他遗弃在车站上。后来在车站站长的安排下，捡破烂的吴婆收留了他。即使这么一个结局，在作家的笔下仍旧没有用温情的面纱裹起现实的创伤，吴婆收留汪四千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由此可以取得在车站乞讨和拣拾废品的权利；并且因为汪四千的残疾，吴婆的乞讨收获大大增加……

坦率地说，我读《幸福的花朵》，颇为李健那种不拘成见的野性的叙事所惊奇，甚至不妨说悄悄地捏了一把汗，他对人性和事态的描绘是不是过于犀利乃至于冷酷了呢？但是读完之后细想，生活的原生态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习惯了大路货的小说中那些司空见惯的模式，虽然往往也是美的和真的，就像歌唱艺术家们经过了美化的声音，但是当我们听到来自云南少数民族歌手那种原初的乡间天籁，我们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读李健的小说，就有这般效果。

李健的小说带着梅山地域文化的大山之气，它是野性的、拙朴的，同时又不乏温情和柔美。《幸福的花朵》中的花朵，是那些长在汪四千出生的洞口的一朵朵桔梗花，那些花在风中摇曳着，构成了李健作品中清新美丽的风景。请看李健对这种情景的描绘：

我家木屋背后有一口老辈挖弃的煤窑，隐蔽，潮湿，就像母亲的子宫，吊在半山腰上。那就是我的出生地。窑洞周围一地的桔梗花，有的单朵，有的二三朵生于梢头。刚下过雨，桔梗花紫中带蓝，蓝里见紫，欢笑得就如坐拥在慈眉善目的外婆腿上，仿佛有些陶醉。那些含苞还没来得及开放的花蕾好像僧人，亦步亦趋，也跟着摇头晃脑。

因为是非婚生育，汪四千的母亲是躲在那个废弃的煤窑里生下了汪四千的。汪四千被抱出窑洞来到这个世界之初，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些代表着幸福的花朵，但是因为自身的残疾，他的幸福被人为的剥夺了。与其说汪四千有残疾不如说他周围的人有残疾，这是一种道德的残疾，心理的残疾，只有那些在风中招摇的桔梗花才能唤醒人们心中善良的情愫，回归到人性的本真状态。

在这篇小说中，李健用一种冷色调的叙事风格把一个近乎残酷的故事演绎得不失温情，拔动了读者心中那根敏感的弦，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人性以一种原生态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它的全部真相并因而产生出美学意义上的感动。小说最后的结穴，落在窑洞边那些匍匐的桔梗花上，他们一朵一朵，浴着早晨的露水，烂漫地像个舞女，踮起脚跟以膜拜的姿势向着幸福眺望……

四

这两年李健的作品很多，除了前面重点分析的两个中篇，还有许多可圈可点的短篇小说。比如说发表在《绿洲》2011年第4期上的《恩牛碑》，通过两个乡民之间围绕着牛的问题产生的恩怨，写出了牛的宽厚温顺和人的狭隘自私，牛与孩子可以相互信赖而成人世界则多么虚伪狡诈。发表在《作品》2011年第7期上的《冥屋》，写了一个男人不计前嫌照顾病妻的故事，尤其珍贵的是作家对梅山文化中古老的巫祝风习所作的描述，男人为了救前妻的命甚至为她搭了一座冥屋，这座冥屋最终被康复的前妻一把火烧掉，似乎也象征着她把失贞的罪孽烧掉了。还有发表在《当代小说》2011年第11期上的《无名果》，写了一个仗着儿子做县长的老汉，整天抽着六十多元一盒的芙蓉王牌香烟，在村子里跑步健身来显摆，他吃了人家的无名果，却对人家的请托敷衍搪塞，充分暴露了他凭借儿子的县长职务傲慢对待乡亲的势利嘴脸。就在本文成稿之际，又看到李健最新发表在《上海文学》第8期上的短篇《红肚鸟》，小说通过红肚鸟这一美丽的意象描写了一个沦落风尘的女子内心世界的苦恼，读来令人有不胜扼腕叹息之痛。此外，还有发表于《山东文学》《四川文学》《广州文艺》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刊物上的中短篇，在此不一一赘述。

小说是心灵的艺术，这些小说的问世无疑让我们看到了作家李健丰富敏感的内心世界，展示了他的以原生态为特征的充满野性和异域风情的创作风格。有一次我们在QQ上聊天，李健告诉我说，他的小说对生活对事物只是进行原汁原味的描述，很少进行评判，评判应该是评论家的事。这使我想起著名的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在初学写作时，他的哥哥曾给予他的教导：“事实是从来不会陈旧过时的，而看法却总是会陈旧过时。”李健的写作聚焦在对事实真相的描摹和刻画上，这就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事物的原生态品质，而把看法或评判之类的活儿留给了读者乃至于评论家。这是一种讨巧，也是写作者的智慧。如果说李健的小说有较为持久的生命力，那跟他的这种不加修饰的原生态的写作方式大有关系。

李健很勤奋，有一次他告诉我：这个小说我陆续写了二三个月，别人过年，我就写这个，没出门，一口气写下来，出得门来，头发长得成了犯人。李健还很谦虚，当别人盛赞他的小说时，他却自称不知小说到底是什么。他把自己的作品形容为山林中的野果，自然，原始，欲出还羞，以神秘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这位从梅山大山里走出来的作家说，我的创作总体来说是率性而为，我觉得率性而为的东西更有生命力。我就是山上没被改造的一棵植物。他的话掷地有声，让我感受到一位有个性有魅力、激情澎湃的原生态歌手，正以咄咄逼人的姿态朝着文坛大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