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的无力“冒犯”

 

 

作者：徐青斫原载：《文学报》2015年7月30日第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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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仿佛是被忽视的一代。他们在文学界的地位与60年代左右出生的作家相去甚远，也被时代所忽视。近期让人关注的是“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冯唐，他在最近出版的《女神一号》中，表达了进行突破与改变的愿望。
　　这本可以视作“净本”《素女经》（海外出版书名）的作品，连封面都变得隐晦。在《素女经》的封面上，是一个赤裸的女体，手伸向了自己的私处，而在《女神一号》的封面，则是一个微微轻咬的红唇。少了赤裸裸的性，而多了几分挑逗。正面的四个字“女神一号”中，一字被特地涂红，像是强调女神的独一性，也像是配合书背面的那句“我把故事尽量简化”，让故事尽量简单。
　　冯唐并没有食言。故事的梗概可以轻松的在书的背面找到：“两女一男……相互纠缠到恩恩怨怨，生生死死，苦乐无常。”而整本书主义，性和爱仍旧被延续。不同于《不二》的“哲理性”的思考，《女神一号》　中更多凸显的是冯唐对于感情生活的不断纠缠的疑惑。
　　冯唐在《女神一号》中，使用着较为和缓的叙事风格。但是，这只是将他自己的文字风格隐藏得稍微深了一些，却仍旧能找到冯唐的痕迹。《女神一号》中田小明回国前的叙述，带有强烈的《万物生长》风格。而题材也大致相同。当然，其中也不乏很多不错的句子。“我想找个机会直接问你，我想你，你想我吗？如果不想，我就此匿了，从此不烦你。如果你也想我，我们谈谈。这个短信的草稿在我手机里存了很久，每每想到手机里有这么一个草稿，手心都是汗。”
　　但是值得追问的是，虽然在《女神一号》　中冯唐并没有舍弃自己标志性的反讽风格，他为何开始逐渐磨平自己文字的棱角。张柠在《70后，一出生就衰老的一代》中曾经指出：就才华而言，“70后”作家丝毫也不亚于“先锋小说家”和“新生代”作家……他们迷恋文学的原创性，追求表达上的奇异性，还保留了80年代的反叛性，更不愿意在市场中重复他人和自己，因此被市场淘汰。“在一次采访中，冯唐认为自己的作品属于现实主义。———虽然我更倾向于这部作品属于现代主义。我不愿讨论一部作品属于现实主义或是现代主义，因为很显然：欧洲文学提供的主义、规律并不是必然的发展规律,用以解构一部作品并不十分必要，但是在今天，不断地利用精心构建的文字以表达青春的自由已经不足以打动现今的读者。冯唐或许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即自己的思想与文字正在陷入重复的泥淖。冯唐在《女神一号》中用了11万字，去思考何为男性的出轨欲与女性的窥私欲，最终却将故事的情节逐渐推向荒诞。从田小明的跳楼，到进入精神病院，最终皈依佛门，留下“女神一号”。这种过分荒诞的情节既然对于感情纠缠的原因不具有普适性，那么是否有着其独特的意指？是否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反讽？
　　不难看出，冯唐在写作上是有冒犯，即大量的性描写与反讽手法，是他用以深掘人性的方式。诚然，人学的基本问题是性的问题，但是性的问题绝对不足以解答众多人性的问题。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人是高尚和卑贱的存在物，是软弱和有力的存在物，是自由和奴性的存在物。”从《不二》到《女神一号》，冯唐希望增加自己作品的深度———这是他自己，也是他的读者群与市场所希望的。但是冯唐既没有对于现象的深刻探寻，同时又只是机械重复着自己的“冒犯式写作”。最终，冯唐笔下的人物，没有了人的鲜活，只空余了性欲的肿胀，更难以表现情感与人性。
　　文学批评家李静曾经提出过一个貌似武断的观点：“意义和自由乃是衡量一切文学创造的价值标尺。文学创造和文学批评尤为如此。”当人们沉浸在冯唐小说中营造的自由与性自由的世界当中，是否考量过其中的思想性？当冯唐评价王小波“文字寒碜，结构臃肿，流于趣味，缺少分量”的时候，是否也曾有过反复的自省，是否满足自己的“金线论”？先不论冯唐的批评是否恰当，但显而易见的是，冯唐知道文学的不可更改的价值标尺，这标尺中包括了文字的好坏、思想的深度、自由的多寡……冯唐心里自然也知道，自己是否达到这个标尺。冯唐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小说《万物生长》的灵感，更多地来源于自己的大学时候的笔记。而在之后的无关于学生生活的题材时，冯唐的无力逐渐显现———无论是思想性，还是文笔。
　　克尔凯郭尔曾经将反讽与“消极自由”相关联。他说：“一个行动的个体为了有能力完成实现现实任务,他必须感到自己是一个大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感到责任的沉重,感到并尊重每一个合乎情理的后果。反讽却不受这些东西的约束、它知道自己具有随心所欲地从头开始的力量。的确,反讽是自由的,没有现实的忧虑,但也没有现实的欢乐,没有现实的祝福。由于没有比它自己更高的东西,所以它不能接收任何祝福,因为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
　　这或许解释了冯唐在　《女神一号》中赋予田小明的最后的结局———或许也是冯唐的困局。冯唐受限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成规性的写作模式，并不能揪出真正的“大毛怪”。最终，整部小说收束于空洞的荒诞。同时，也让人明白冯唐的反讽更多的是对于世界、爱情的嘲笑、不屑。这种反讽是消极的，出离于现实之外的，甚至可以说，是自娱自乐式的。它不单是田小明荒诞结局的原因，也是冯唐对于现实的逃避。
　　事实上，我并不抵触文学的市场化。在今天，仍旧要求一个作家固守着一片纯净土壤，既不现实，也是一种苛求。文学被消费成电影等多种形式是大势所趋。但是，如同“金线论”一样，一个道理是亘古不变的：作家对于文字的驾驭方法可能重复，而对于现实问题的多视角的真切思考，既不会陷入重复的泥淖，也不会让读者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