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打工文学”离打工者越来越远？

□作者：马  忠   原载：《羊城晚报》2015年8月2日第B2版

    身在打工群体却不写打工题材，取而代之的是打工作家多维的视角，目光不再局限于他们生活的工厂或城市，而是选择了回望乡土或眺望远方。而报纸、电视、网络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人们又想当然地把它们当成了文学的替代品，罕有人再捧着印刷品读书、握着钢笔写字。于是，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打工文学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从内心来讲，原来我们对打工文学有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的“打工文学”，让一批批（或曰几代）打工者在寂寥的夜晚或是加班的间隙，以自己或同伴们趴在铁架床上用粗糙的手写出的文字，作为精神的养料，打工写作群体可以把我们在打工生活中某些被遮蔽的意识擦亮。可是，打工文学在今天却颇受质疑：谁的底层？何种立场？如果禁不起这种追问，它只能是“他者”想象的“打工”，是用“打工”装扮起来的写作，不过是“写作打工”而已。

　　不言而喻，几千万打工大军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以超常的辛苦换得微薄的薪水，特定时代的这一特殊群体需要代言人。但是，当这些代言者获得主流认可之后，甚至因此脱离打工生活后，他们为什么还要为打工者写作、如何为打工者写作？或许，这是现在所谓的打工作家为什么不写打工题材的一个原因。

　　不愿写打工题材的另一个原因，与打工文学作品难以引起读者共鸣有关。说白了，创作打工题材的作品很多，然而真正能为打工者代言、得到他们认可的却是少之又少。特别那些从没有过打工生活体验而写作打工题材的作家，他们虚构的“打工文学”反倒不如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打工者无意或有意间，用文字记录自己“处处皆悲辛”的生活来得真实，更具撼动人心的力量。山东大学“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曾对农民工群体的文学阅读情况进行过调查，发现只有34%的人选择喜欢打工文学作品。未选择的原因是他们觉得打工文学作品写的生活不真实、没有表达打工者的真实感情、故事不精彩等。由此可见，以农民（工）为书写对象的当下打工文学，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接受情况并不理想，真正喜欢打工文学的农民工读者也不多。加之现在的“新生代工人”更突出自己的个性，而且表达的渠道也更多元化。如果喜欢写作，他们会选择网络传播。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打工文学的写作者纷纷退出打工文学的写作，包括率先把文学视角聚焦到打工者和生产流水线的张伟明、林坚等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将打工文学延展到劳资关系、劳动维权、个体尊严等领域的王十月、郑小琼等第二代打工文学作家，再到由一批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年轻打工作家构成的新生代打工作家方阵，他们当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作家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奋斗，改变了命运，慢慢不再“打工”。有的自己创业当起了老板，如安子、刘大程、许强、张守刚等；有的则被招进了文化部门，如柳冬妩、王十月、郑小琼、罗德远等；还有的选择了自由职业，如鄢文江、唐小林、杨青云等。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打工作家越来越少，而下一批打工者又不能及时地补充到“打工作家”这个群体中来，自然造成了打工文学的“真空”——创作数量上的锐减。即或是王十月、郑小琼、柳冬妩等人仍在坚持，已经频频走出广东，获得多个国家级文学大奖，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但他们的事迹也仅仅属于他们个人，他们的创作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整个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自身也存在一个如何突破创作上的“瓶颈”问题。在这个文学已经越来越缺乏血性的体验、普遍存在着炫技的年代，我们到了必须对打工文学作出反思的时候了：反思我们的打工生活是麻木得太久不再疼痛了，还是我们真的就写不出打工文学的新意来？从当下整体打工文学来看，一个写作者应该不断地超越、颠覆、否定自己的经验，突破写作的思维定势。

　　过去，打工文学多反映流水线上的残酷制度、人性冷漠等；时过迁境，今天，打工文学就不能再这样写下去，打工文学作家应该转变自己思想与文学观念，应该反映这个宏大背景之下的人性的各种可能性，多一些积极、美好的声音，同时更注重写作的技巧，提高作品的文学性。因为艺术创作，不仅要积极地传达出真实，而且力求积极地在读者——首先是打工者——心灵中发生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文学不是一种“套路”，而是有待打工者不断开拓的领域，还有待打工者们自己来抒写、创造，来提高和丰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