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5月25日“文学评论”版（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亦做了改动）

　　当代散文的出路

　　　　　　　　　　　   　　　　——从李晓君《江南未雪》谈起

                                                         　　　马笑泉

当代的散文作者普遍不缺才情，读书养气的工夫有部分人也做得不错，但甚少在思路上用心。殊不知战略决定战术，思路决定出路。散文虽然边界模糊，似乎可以随意挥洒，自由驰骋，以才情或学养定高下，但那已是过去式，盖因这两种散文在中国已呈饱和状态，再如何花样翻新，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在读者，难逃审美疲惫；在作者，难脱创作定势。更何况逞才炫技，容易导致“语言的车轮漂亮地空转”，与存在发生不了摩擦，情感泛滥失去张力，等而下之，便成了无病呻吟，欲求销路者，便只有往“心灵鸡汤体”那一路走；动用知识储备来做文章，固然满纸学问，雅韵盎然，但若无经得起推敲的新解，就成了二道贩子的营生。至于在生活中剪裁些鸡零狗碎，再加些小议论，小抒情，自以为原生态、平民化，其实还不如一篇扎实的新闻报道来得真切，艺术价值云云，更加谈不上。

在一个平面化、碎片化、加速度的时代，文学所追求的应该是与之相反一些东西。所谓“反者，道之动”，真正的文学之道，从来就不是顺着世俗走的，它要捍卫，要引导，要改变。当年韩愈、欧阳修力矫华而不实的流行文风，才有彪炳千秋的唐宋文章。唐宋文章中有道学气，久之难免滋生流弊，袁宏道、张岱等人便相继揭竿而起，方有独抒性灵的明清小品。性灵一过头，又呈虚飘病态，桐城派诸君子便站出来为散文注入阳刚之气，重塑质实之态，而又不忽略辞章之美，遂有“天下文章出桐城”的盛景。反观历史，便知每一代的散文盛景，都是从力拔流俗中崛起，都是在经过观察和反思后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思路，再付诸实践。　

窃以为当代的散文创作，或可从当年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中找到一种思路。辞章已无须论，经过数代散文家的不懈努力，现代白话散文语言之尖新，章法之灵活，哪怕苏东坡、张岱、姚鼐见了，在眼花缭乱之余也会自叹弗如。李晓君就是一个在“辞章”上不同凡响的散文家。其语言细腻唯美，而又能状物准确，于对象的色调尤见敏感；天性中的感伤气质和梦幻情怀近于秦少游和晏叔原，使得文字中流淌着一种空灵柔曼的诗意；其章法舒缓迂回，从容有致，如赣山间时现时隐的长流，虽清澈但不能轻易一览全貌，深得文章掩映之妙。这种如诗如画，如梦如诉的总体风貌，从《时光镜像》到《江南未雪》，是一以贯之的。其风貌的形成，除了禀赋之外，还与他写诗和习画的历练有内在联系。但李晓君终于决意修炼成一位散文家。在这个才人数月一出的年代，如果止步于此，尚有被淹没之虞。而作为欧阳修和王安石的同乡后辈，为人含蓄的李晓君虽未发布宣言，其实暗藏着更大的抱负。那么，姚鼐所提示的义理和考据，或许可以作为参考的门径。

义理云云，原只是儒家正统观念而已，业已成为僵硬的教条。如果把它置换成活的思想，便从唐宋的门户谨严回到了先秦的自由不羁。这是往回走的景观。若是向前看，则加缪式的长篇哲学散文已铺展出一条更宽阔的大道。但这条全球大道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存在着无法通过关卡的问题。这道严酷的关卡便是自由思想的能力和哲学上的训练。中国早已没有思想家和哲学家了，其因复杂深远，板子也不能单单打在作家身上。何况作家中也还出了史铁生、韩少功和朱大可，多多少少在散文中保存了深度思辨的光与火。在阅读、表达和传播空前自由的网络时代，这一脉的光大也并非全无希望，就看作家们能不能做到闹中取静，集中深入，而非在碎片化阅读和碎片化呈现中把自己也给碎片化了。李晓君身具静气，应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江南未雪》中，他尝试将思辨引入散文创作中。对于传统乡镇社会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缠绕中所涌现的诸多问题，他不仅描写，而且追问，不仅追问，而且思考。只是囿于先天气质和后天训练，他的追问大抵点到为止（他是温和的），他的思考往往未能挺进纵深地带（他是敏感的，但锻炼成思想上的敏锐还得假以时日）。但不管怎样，凭借直面现实的思考，在这次创作中，他已有效地抑制了感伤抒怀所造成的柔靡，这不能不视为一个可喜的变化和突破。而且，尽管李晓君的诗人气质浓于思想家气质，思辨仍是值得他大力拓展的一个向度。因为他在此书中呈现出可贵的特质：具有胡适的缜密平正，能够进行真正的思考。不像有的作家，貌似有思想，细究却不过是情绪发泄。至于诗人气质和思想家气质，并非不能融合为一体的，尼采和海德格尔即为佳证。

说到考据，创作文化散文的朋友们恐怕要大声欢呼了。但我并不认为散文的出路通向故纸堆。当然，纯粹运用典籍进行严密考证，然后付诸精美辞章，写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艺术价值的华章，永远是值得称道的，但这既要深厚的学术功底又要璀璨的文学才华。这样的散文家，清代尚有一大批，民国还有一小批，在标榜学科细分、私学又遭到全面遏制的当代，放眼望去，几无一人。别的不说，单就训诂学这道门槛而言，现在就没有作家跨过去了。何况从顾颉刚、沈从文到李零，考据已从单纯在书面展开转为实物和典籍互相印证。那么，把考据改为考证，把考证的方法重点放在实地调查研究上，对于散文家来说，才是切实可行的康庄大道。李晓君近年来对社会学颇有兴趣，我以为他从中受益最深的就是掌握了田野调查这一门径。相对于他以前的散文而言，《江南未雪》最大的突破就是活用了田野调查。他深深潜入了一块比邮票更小的地方，一个江南的乡镇，以陌生化的眼光再次观照那些自以为已很熟悉的人事，结果获得了许多新的发现。这种重回故地的调查研究，我以为比到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场域进行“调查”和“研究”要靠谱得多。因为他并非一个外来者，而是一个在场者，很容易与这块地方达成同构，形成共振。通过这种方式，在社会学方面早已产生了不少名著，为作家们所熟知的有《江村经济》《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而在散文界，也有了令人振奋的成果，如《敬重与惜别》《山南水北》。而今我又欣喜地读到了《江南未雪》，看到了晓君兄从低回婉转走向了开阔和厚重。我并不愿把此书称为“集”，因为它的各部分是存在呼应关系的，主题和基调是统一的，如果把作者的其它作品掺和进来，就显得不协调。它是本完整的著作，以散文的笔调书写而成。从中亦可窥见：在思想或考证的驱动下，散文创作的专题化，将会成为或正在成为一大趋势。事实上，这是内核对形式的必然要求。当代散文再造高峰，或将肇始于此。